那些年，我们听过的讲座

武夷山

我在本单位有组织学术报告会的责任。我总是精心挑选报告人，有时与拟邀请的报告人共同商讨讲什么题目为好，甚至对报告人准备好的PPT提意见。因此，我确信自己安排的报告会质量差不了。而且，我们每次报告会上发放的问卷也表明：听众对报告总体上相当满意。但遗憾的是，每次报告会之前，我都要为听众人数可能太少而担心。直到听众达到了我心目中的“临界规模”（并非总能达到），我才舒一口气。

想当年，我属于听讲座的疯狂族。大学期间的一个暑假，我碰到一位中学同班同学，他就读于南京大学。他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他在本校听的一个讲座，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一位华人学者做的----多年后，我与他所说的这位报告人居然成了好朋友，此是后话。当时，我对这位同学羡慕极了，因为我就读的这所工科院校没有什么文科讲座。

我们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曾与当时的北京化工学院（现在的北京化工大学）共用一个校园很多年。从读研开始一直到1987年初，我一直学习、工作、生活在化工大学校园内。因此，有时能听到化工学院组织的讲座。有一个晚上，化工学院学生会请来了著名的卞祖善指挥来普及交响乐知识，我闻讯赶去，大教室早已满满当当。没有座位，我就站在教室最后，贴着墙，听完了精彩报告，畅快无比。

我们读研期间的一部分课程（如西方经济学）是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上的。我们所的位置（即化院的位置）在和平街北口，中科院研究生院在玉泉路，路途遥远，但我们从不缺课。上课期间，时而能看到中科院研究生院那边的讲座消息，于是，我和研究生同学又会专程赶去听讲座。我们曾经骑自行车去过，但实在太累了，只好乘公交，路上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经常会感慨：我们那时为了听一个讲座而长途跋涉，我现在把高水平的报告人都请到家门口了，居然没有多少人响应。

后来，我所搬到了现在的位置----北京复兴路15号。80年代有一阵子，我国科学学研究的两位先驱者赵红州老师（已故）和蒋国华老师每个星期天在玉渊潭公园内的望海楼宾馆搞学术沙龙，我也是常客之一。听两位老师高谈阔论，是无比美好的享受。

中科院政策所成立后的头几年，其临时办公地点不在中关村，离我们单位相对较近。该所时不时有讲座，我也去听过。有一回，听一位老外（科学哲学家）的报告，配有翻译。那位翻译与我素不相识，他发现我是懂英语的，在报告休息期间对我说：“我要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去，很急，要不，剩下来的时间你帮我做口译？求求你了！”于是，我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在人家的地盘上做了一会儿口译。

那些年，到底听了多少讲座，我也记不清了。我听讲座必做记录，便于后来消化、思考。报告人的精彩思想，都部分转化成了被我吸收的营养，永远积淀在我的精神血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