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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春老师的博文“冤家被钱和谐为团队联盟”指出了一桩事实:实利的计算在当代中国几乎已经到了排斥一切的地步。下水抢救溺者之前先谈价钱,医院不见票子不收病人,等等,都是唯实利主义的表现。此时,回过头来看看文学家赵毅衡老师六年前(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神性的证明:面对史铁生”)发表的以下看法,更觉得他目光如炬:
“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在八十年代初退回到十九世纪的泛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八十年代中期退回到儒家工具理性,九十年代退回到彻底的实利主义,笨拙地使用各种“后现代”包装纸。到二十一世纪,只能退到无需包装纸的犬儒主义。”
他还说,“恰恰是欧洲在非功利的人文价值上--例如女权,同性恋权利,环境保护,安乐死等--始终处于当代世界的领先地位。像动物保护,取消死刑,或反克隆工程,这些观念,应当是佛教民族领先,(但中国的)实践功利过分遮蔽人文精神,使本应属于我们的价值理念,反而不起社会作用。”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文学家赵毅衡看到的东西,影响着我国意识形态走向的一些社会科学大学者似乎并未看到?以至于今天,尽管中央在具体行动层面上提倡八荣八耻,但恐怕效果不会太好,因为很多人灵魂深处的那个唯实利主义仍然盘踞在那儿。比如某人在单位里响应号召为灾区捐了款,这当然是善举,但他捐款的动机仍可能是算计:大家都捐了,我若不捐,人家看不起我。那么,在“大家”不在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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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0-5 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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