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欣赏这样的研究

武夷山

我们经常见到的评价实践（包括排行）几乎都是这样的：有一系列指标，只要每个指标的数值增加，总分肯定增加，因为那些指标都是正面指标。其结果，人们心目中的一些“好”单位就总是得到高分。

早在2005年1月6日，我在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高校发展指标研讨会”上发言时就对这种评价实践提出了批评，我说：

一定要注意确立动态指标，一定要有负面指标，指标的最终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提倡研究过程的开放性。

假定一个大学发表的SCI论文很多，被引用数也很高，但是，该校员工或学生的剽窃案或其他学术不端行为不断被揭露，自杀事件不时发生，老是冒出杀人事件，那你说这样的大学好吗？现在的大学评价指标都是正面指标，其任一指标的分值增加，都使得总评分增大。应该加上一些负面指标，其分值的增加使得总评分减少。有加法也有减法，这才是正常的评价过程。

我所说的“动态指标”，则与所谓学习过程指标，在思路上有相通之处。我举的“动态指标” 的例子是：不光要看一个大学目前拥有多少教授、多少博士，还要看是否发生着人才流动？每年引进和流出了多少教授、博士？流出者群体的水平与新引入人才群体的水平整体相较，哪个更高？

由于我一贯持这样的主张，我就对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杂志2010年第4期发表的Yuri Mishina等学者的一篇文章特别欣赏，该文题目是Why “good” firms do bad things: The effect of high aspirations, high expectations, and prominence on the incidence of corporate illegally（为什么“好”公司干坏事：理想值高、期望值高、地位显赫对公司非法行为发生率的影响）。文章指出：

1990－1999的十年间，标准普尔500强公司中，共发生469项非法行为记录。其中，162项是环境侵害，96项属于做假，124项是虚假宣传，87项属于反竞争方面的违法行为。这些记录共涉及270项公司年度观察值。研究中对于观察值的具体规定是，如果一个公司一整年无任何非法行为记录，记为0；一年内只要有违法记录，不管几次，都记为1；多年都有违法记录，则每年都记为1。研究发现，公司的业绩表现若高于内部的理想值，也高于外部的期望值，则公司犯事的概率增加。过去人们觉得，大公司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敢犯事，而事实并非如此。

我希望，中国也多一点对“好”大学、“好”公司、“好”单位的不当行为、负面指标的研究。这样，公众和媒体了解真实的情况后，就会做出相对公允的评价。反之，如果没有这样的研究，就必然是：夸你时，把你捧上天；贬你时，把你打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