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翻译经历（一）

武夷山

 

我的体会是：在国内学外语若想学到管点用的程度，翻译之路很好。从另一方面说，要想彻底把握一门外语的精髓，最好也注重翻译。我碰到过不少托福、GRE考高分者，甚至一些英美留学的海归，只要让他们翻译一段文字，就能了解其英语真实水平。有些英语并没有彻底过关者，在文字翻译面前立刻“原形毕露”。下面说说我的翻译经历，供英语学习爱好者参考。

中学阶段，我们的英语课本充斥了Long Live Chairman Mao之类的货色，质量次得很。幸好我的班主任薛复老师借给我一些质量稍好的外语读物（比如纪录片《万紫千红》的英语解说词），我就如饥似渴地读，并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其译为中文。大学本科阶段仍然如此。曾经经历过逐字死译、看不懂硬译的阶段。反正不是拿出去发表，译错了也没事。译得越多，越觉得顺畅，与开车差不多。

研究生阶段，开始翻译一些东西给本所的《国外科技动态》杂志和《发展论坛》内刊，也向《知识就是力量》、《商业科技》等科普刊物投寄译文，并陆续获得发表。

有一次，我在《读书》（我是它几十年的忠实读者）上读到商务印书馆副总编高嵩的文章，说“我国学术翻译后继乏人”。［1］我就给他写信，说我有志于学术翻译，能否给我一本书让我试译一章，如果质量不行，那就算我义务劳动，我的译稿仍可以给别人参考。高先生约我去谈了一次，并介绍我给商务印书馆哲学编辑室主任武维琴，武维琴老师说，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的一本书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让我翻译一章试试。试译稿请编辑室的另一位老师审了审，提了些意见，但算是通过了。于是我开始翻译此书，三易其稿，呕心沥血。后来武维琴老师对我说，我的译稿质量不错，可以免去编辑工作。听了这话，比喝蜜水都甜。此书是未经校译就出版的，不是商务印书馆不认真，而是武维琴老师对我信任。这就是我动手翻译的第一本书，居然是大师的著作，居然是由我国翻译重镇商务印书馆出版――《人工科学》（1987）。我深深地、永远地感激高嵩先生和武维琴老师。

 

注

［1］高嵩（1924—1991），字嵩山，笔名丘权。1946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并随校从重庆迁南京回乡，1949年考入新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先后在中宣部训练班和《学习》杂志社任职。1958年调入商务印书馆，长期负责哲学方面的租稿和编辑工作。从1958年至1966年，与同仁协同出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西方名著近百种。“文革”中横遭批斗，并下放接受“再教育”。1973年4月返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后出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社会主义思想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科学社会主义卷编委。1983年任商务印书馆编审、副总编。从1982年到1989年主编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2辑230种，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书评百余篇，累计审撰书稿近千万字。（http://www.yzcj.gov.cn/detail.php?n=55460&c=9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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