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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的双重束缚

已有 8473 次阅读 2007-5-2 07:32 |个人分类:他山之石|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我们身边的双重束缚

            文章来源: 新华书目报2007,3,15

             Gregory Bateson, Photo courtesy of Lois Bateson

 

            1956年,著名英国心理学家葛雷格里. 贝特森提出了关于精神分裂症病因的双重束缚理论(Double Bind  Theory)。他举例说,如果一位母亲嘴上对自己的宝宝说“我爱你”,同时却扭过头去不理孩子,这时孩子就受到了“双重束缚”(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无所适从”有些类似)。小孩子在身心上都严重依赖于母亲,面临这种情景,他(她)无法对母亲表达出自己心理上的矛盾感受。一个人长期受到双重束缚,就容易得精神分裂症。半个世纪以来,精神病学界围绕该理论正确与否有过激烈的争论,迄今没有取得共识,因为虽然很多人觉得双重束缚理论具有实用价值,但是难以获得经验研究的证实。不过,“双重束缚”这一说法不胫而走,在许多领域都获得应用。[1]

            双重束缚总是让人无所适从。比如,你对一个人说:“你必须自主选择”,那人就面临双重束缚。自主选择按说是自由的,但是你规定了“必须”,他又不自由了。他为什么不可以咨询别人意见后再做选择?为什么不可以将“不做任何选择”作为一种选择?一个单位的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是个家长,也应特别注意别使自己的员工陷入双重束缚。假如一位领导在员工大会上气势汹汹地说:“我的办公室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嘛,谁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来找我谈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员工的心理感受是什么样的。同理,不同政府机关推出相互矛盾的规章,使老百姓受到双重以至多重束缚的事例,在生活中屡见不鲜。

            贝特森是一位了不起的渊博的思想家,人们没法给他归类。他是人类学家(与著名人类学家马格利特.米德是夫妻,二人合写过专著),也是心理分析家,  还是家庭诊疗师、控制论学者和海豚研究专家,在系统和沟通理论方面有重大建树。他自己也将双重束缚概念推广到了沟通领域之外。据他的女儿玛丽. 凯瑟琳. 贝特森回忆, 一次她陪父亲在林中漫步,她父亲开玩笑地说:“大自然就是个双重束缚我们的脏女人”。贝特森没有解释他的意思,我的理解是:我们一般都习惯了说“自然母亲”,因为人类的生存端赖大自然的恩赐,不过,这位母亲并不十分仁慈,火山喷发、海啸、地震、飓风、雪灾,不知葬送了多少人的生命。人类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要努力把握自然规律,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自然和控制自然,于是,人们凿井取油、劈山修路、围海造田、南水北调,在此过程中,就不断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恩格斯语)。直到今天,“敬畏自然”与“利用厚生”的适当边界到底该划在何处,人们并未取得共识。这就是贝特森对大自然表示不敬的原因之一。

            贝特森认为,人类面临的最基本的双重束缚是:从一个层次上说,人类进化已经到了很发达的程度,可以为个体的生存而抗争(比如,在科学和医学不发达的时候,有残疾的婴儿很可能被父母抛弃,或者夭折,现在,无数残疾婴儿生存了下来且长大成人了),而从另一个层次上说,人类作为一个有性繁殖的物种,仍然摆脱不了死亡。大部分宗教其实都在试图帮人类摆脱这个基本的双重束缚。从这个意义上说,贝特森认为,与其说《圣经》(或其他宗教经典)的创世故事是迷信和谎言,还不如说它们是表达真理的另一种版本――隐喻的、诗意的版本。

            经过对双重束缚现象的深刻反思,贝特森提出:理想的情况,应该是使学生们能在不同层面上进行思考,理解不同语法之间的关系(知道在哪种社会交往中采用哪一种语法),理解存在着不同种类的效率和程序,理解真理不一定是唯一的,不同种的真理之间未必相互矛盾,它们只是在不同的维度上为“真”。

            大自然对人类的双重束缚也许永远无法摆脱,但人类试图摆脱双重束缚的过程就是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而作为管理者,一定要设法别使自己的部属陷入双重束缚,不然,正如贝特森骂大自然一样,双重束缚别人者也一定会挨骂。

 

            参考文献

            [1] Mathijs Koopmans,Schizophrenia and the Family: Double Bind

            Theory Revisited,

            Www.goertzel.org/dynapsyc/1997/koopmans.html,2007年1月30日查询

            [2]Mary Catherine Bateson, The double bind: Pathology and

            creativity, 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 2005,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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