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的两面

武夷山

https://aeon.co/essays/an-anthropologist-studies-the-warring-ideas-of-noam-chomsky

    Aeon网站最近发表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资深研究员Chris Knight的文章，The two Chomskys（乔姆斯基的两面）

    诺姆.乔姆斯基成名于1960年代，迄今仍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名声有两个侧面，一是政治分析家，一是理论语言学家，这种情形迄无二例。不清楚的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这两个侧面是如何联系到一起的。

    当我首次碰到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工作时，我的反应与试图发现此前未接触过的部落之信仰的人类学家是类似的。对于处在这一位置的任何人，首要规则是将自己的文化偏见和假定搁置一边，以免轻率否定每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信仰。……

    我很快就发现，影响着乔姆斯基语言学的“部落”，是一个冷战初期形成的计算机科学家社群，其任务是加强为核战争和其他军事行动服务的电子化指挥控制系统。我的著作Decoding Chomsky (2016)就试图解释，在这一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下，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之错综复杂程度是如何不断变化的。

    我不假思索就认同这样的看法：人的思想可能受到其生活状态的影响。换句话说，我认为，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一定受到如下事实的影响：他是在为美国军方——他是公开鄙视军方的——工作期间发展出其语言理论的。

这是乔姆斯基躲不开的窘境。不管怎么说，他得确保如下几点：a) 他为军方开展研究没有使自己良心不安； b) 他能做到批评军方，但不影响自己继续获得军方的科研资助。他的解决方案是，要使两个乔姆斯基——一个为军方干活，一个反对军方——之间没有共同点。

他通过勇敢的“截肢”手术实现了这一点。从其学术生涯的早期开始，他的科学论著的任何一部分都不会出现在他的政治激进主义当中，他的激进主义在其科学论著中也无迹可寻。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他的语言概念与我们多数人对语言的理解完全脱节。对他而言，语言是一种计算模块，完全局限于个体，不存在交往侧面、文化侧面或社会侧面。如果说语言还剩下任何目的或功能，那就是为了与自己交谈，这一新颖的、据说是“科学的”语言模型因其个体主义和抽象主义而显得如此极端，以致最后被证明对谁都没有用处。甚至美国军方也无法将其派上用场。

……

不管是谁，总得谋生。于是难免妥协……

1955年，乔姆斯基就处于这样的境地。他拿到了语言学博士学位，但在哈佛大学找不到工作。于是他去找麻省理工学院的Jerome Wiesner（博主注：麻省理工学院电子系教授，曾任肯尼迪总统的科技顾问委员会主席）。

Wiesner自称为“军事技术家”，曾帮助建立桑迪亚核武器实验室，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电子系研究实验室主任，他对乔姆斯基印象不错，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但年轻的乔姆斯基发现，MIT经费的“90%来自五角大楼”，“几乎每人”都参与了国防研究，自己简直就“处在一个军队实验室中”。

    乔姆斯基无法改变这个现实。但他做到了不直接接触军事技术。他拒绝获得参与机密工作的资格，也不打算弄懂电子器件，他说自己是“技术恐惧者”，任何比录音机复杂的东西他都搞不定。

    当然，他总得干点活才能保住饭碗。解决方案是，他规定自己只研究处于每一种语言底层的一些确定然而过去无人想到的语法原理。如果成功，这将是与DNA双螺旋结构同等档次的成就。正是这一对不变的底层模式——他称之为“普遍语法”——的求索，维持了他在麻省理工学院60多年的职业生涯。

  任何熟悉乔姆斯基的强烈反军国主义文字的人都很难想象，美国国防部曾认为，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有助于强化其计算机化的指挥与控制系统。

 （博主：文章太长，没时间完整编译。下面直接跳到最后一段）

    我们总有必须做出妥协的时候，某些妥协的代价较大，有些较小。对于乔姆斯基来说，达致对语言的新认识的努力由于他面临的机构矛盾而严重受阻。尽管他为之奋斗的语言革命未能实现，但他的政治激进主义仍旧在鼓舞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