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中学母校校友会重要创始人吕鸣亚老师

武夷山

昨日获悉，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友会重要创始人吕鸣亚老师于1月6日仙逝，享年94岁。

1972年，在我进入南师附中（当时叫“鲁迅中学”）的时候，吕老师是我们年级组组长。我在“母校老师给了我什么?”（收入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编，《青春是美丽的》，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一文中写道：

记得刚进初一不久，我们进行了一次大扫除，我们这些城市孩子五谷不分，把当时初一年级组长吕鸣亚老师率领其他同学种在试验田里的油菜当成杂草拔得一棵不剩。吕老师大发雷霆，吹胡子瞪眼晴地把我们几个“罪魁祸首”训了一通。奇怪的是，我当时对吕老师的态度并不反感，反而透过他的脾气看到了他做人的认真，对劳动的珍惜。我身上的认真劲儿，除了父母的影响，不能说没有母校老师的影响。

在初一的一个暑假里，班主任、英语老师薛复（1941-2021）教我们班愿意多学一些东西的部分同学学习俄语，完全是义务劳动。薛老师是南师大俄语专业毕业的，英语是她的第二外语。她的英语教得很好，但她对俄语的感情很深，所以在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日子里，她主动提出愿意教我们俄语。教了没几次，薛老师眼睛患了结膜炎，不能上课了，她就请俄语专业毕业的吕老师接着教我们，吕老师当然也是义务劳动。吕老师一直教到这个班的结束。我们用暑假中20天左右的时间就学完了当时的《俄语》教材第一册，这本书按设计是要教一个学期的。吕老师曾笑眯眯地对我们说：“你们都很聪明，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学进去很多东西。其实只要你们努力，加快进度多学知识是不成问题的”。这句勉励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先后学习了英语、俄语、日语、德语和法语（但目前只掌握英语），与吕老师的这句话分不开。

改革开放后，吕老师和一些同事觉得，建立校友会对于南师附中的进一步成长进步非常重要。1980年，在胡百良校长领导下，由吕鸣亚、许祖云、季廉方、朱萱英、金朗竹等老师筹建了校友会。在筹建过程中，吕老师出力最多，贡献最大，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校友会成立后，吕老师为联系、聚拢历届校友到处奔走，立下了汗马功劳。 90年代初的某一年，吕老师为联系校友事宜到北京出差，我和另一位在京工作的南师附中校友去看望吕老师，吕老师高兴地与我们合影留念。吕老师还在一个北京校友聚会的场合表扬了我这位校友中的小字辈。

在南师附中校史馆里，陈列着历届杰出校友和较有成就的校友的照片。多年前有人在参观校史馆后告诉我，有一张展板上是两位出生于50年代的校友的照片，一位是国家一级演员陶泽如（1953年生），另一位是我。我想，我的业绩并没有那么突出，我被选上，恐怕是由于吕老师对我有偏爱吧。遗憾的是，我从未有机会参观校史馆。

吕老师记忆力惊人，文笔极佳，写了很多回顾往事的脍炙人口的文章，并将这些文章结集印成好几本书，他几乎将每本书都寄给了我。有的书中收入了他与一些校友的往来信函，包括我给吕老师的多封信。这些信都寄到吕老师的长期居所——南京市江宁区的武夷花园。我心想：哦，我的名字与吕老师的住处共享着“武夷”呢。

下面这封我写给吕老师的信（写于2016年底）大概是我寄出的最晚近的一封信：

吕老师：

您好！今天收到惠赐的《情怀集》和《吕鸣亚 李德群 寿宴钻石婚庆典纪实》两本书，非常高兴。

去年2月，科技部人事司开展科技部系统干部大轮岗工作，将我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担任副院长。我不很情愿，但也无可奈何。好在我总能很快适应新环境。今年5月底CCTV播出的大型纪录片《创新之路》第一集里面，有记者对我的采访镜头。这次采访就是我调到新单位之后的事。

10月15日，我们1976届高二（18）班的同学搞了一次高中毕业40年大聚会。也许您还记得，我们高二（18）班是从初二（6）班“整建制”升上来的，而其他初中班级都打散重新编班。我们初二（6）班有12人未继续上高中，高二（18）班有50人，共62人。其中4名同学不幸早逝，另有4人无论如何联系不上，联系上了54人。54人中，46人参加了聚会，是历次聚会中出席率最高的。我们还荣幸地请到了多位当年的老师参加我们的聚会，您年事已高，故不敢惊动您。出席的老师有：薛复，胡百良，秦炘，姚振松，仇炳生，张振海，黄建明，李宗铮，龚红军，徐卫，徐祖云等，我没有写全。我在聚会上的发言追记如下：

    我想讲两层意思，一是感激，二是珍惜。

       首先，我们对附中所有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薛老师的教诲无比感激。附中的老师在学生身上付出的心血很多。李宗铮老师（初中语文老师，后来任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当年任课时，经常请同学将他认为写得较好的某篇作文誊写一遍交给他，作为教学范文使用。所有同学誊写的这些作文副本他一直保存着，保存了42年。刚才，他将我当年抄写的作文副本全部交还给我，共7篇。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老师对学生的态度。薛老师就更不用说了，经常家访，现在的中学班主任有几个还家访？都在通过微信向学生家长发号施令吧。薛老师对我们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还是算不上批评的敲打，都是对我们的有效帮助。她对不同的学生给予不同的“待遇”，XXX同学最知道薛老师给了她多少帮助；已故的赵卫星同学关心国际政治，薛老师就借给他《第三帝国的兴亡》之类的书看；我喜欢外语，但当时新华书店里根本没有英语读物，薛老师就另外给我“加餐”。即使在我高中毕业后，还一直给我提供英语读物。比如，1973年有部纪录片叫《万紫千红》，是记叙亚非拉国家第一届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薛老师将这部片子的英文解说词油印本送了我一份，我就如饥似渴地阅读。后来薛老师还借给我Anthology of Overseas English Poetry （海外英语诗歌选），我将书中诗歌一首一首抄下，并将其翻译过来。

       比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教我们做人。在座的大部分同学平时并不使用英语，而薛老师是教英语的，我们并未因此而觉得薛老师对于我们不重要。事实上，薛老师对我们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的影响。多年前我们一次在玄武湖聚会，一位男生说：“你看我们班的女生，没有一个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因为是薛老师带出来的”。拿我来说，我在单位里带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我指导他们且参与署名的公开发表论文有很多，单位里对于论文发表是有奖励的，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每篇至少奖励1000元，SCI收录论文至少奖励5000元，但我从来一分钱不拿，奖金全部给学生。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很自然的，薛老师对我们好，我就要对自己的学生好。

      各人际遇不同，有人考上了大学，有人没考上；有人的工作单位至今很景气，有的单位垮了。我们的同学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在努力工作，单位垮了就自己创业，大家都在以不同方式为社会做贡献，而没有成为社会的负担。

       第二点是珍惜。我们这个班级太特殊了。有多少班级是从初中到高中没有打散的？而且由一个班主任带到底的？我们的特殊性导致同学之间的情分特别浓。班级微信群里，同学之间有很多相互关心，相互叮嘱，我有时觉得，这些相互关怀甚至有可能超过家人、夫妻之间的关心。家人之间一句话说得不对了可能就翻脸、抱怨，我们同学之间只有相互关怀，没有抱怨。

       我们的特殊经历很多很多，再举个小例子。有一回，我们爬紫金山，翻山过去到中山陵游览，到中山陵后，才发现薛老师的公文包被落在紫金山顶了，于是仇老师率领我们几位男生翻山返回，为薛老师寻包。全南京市有不知多少人爬过紫金山，但是有像我们这样爬过去再爬回来的吗？恐怕很难找。

       我们一些同学已经退休，很多同学将要退休。退休之后，我们关于中学时代的记忆，对今天这样的聚会的回忆，都将为我们退休后的精神生活添彩。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同学情，我相信，我们这个班集体将长期存在下去，既有虚拟的存在，如微信群，也有实体的存在，如我们今天这样的聚会。

      最后送上一首顺口溜，算不上诗：

老同学聚会感赋

毕业四十年

如今相见欢

四载朝夕处

如同战友般

头童又齿豁

频见两鬓斑

微信话语密

关怀暖心间

更有班主任

润物细无声

因材来施教

学子惠终生

老师拟远游

与女长相守

相见恐不易

思之泪双流

附中大学校

吾侪被锻造

道路纵不平

依旧朗声笑

耳顺之年迫

诸位多珍摄

他年聚会时

寒暄胜笔墨

 我2018年5月就要退休了。年岁越长，越怀念在附中的青春岁月，怀念所有老师对我们的教诲。在此，恭祝您和老伴健康长寿，笑口常开！

                                                学生 武夷山

                                       2016年12月15日

（《抒怀集》是吕老师退休后写的几本书中的一种）

吕老师在南师附中和在校友会的工作和贡献，我只了解一点点，他的过去我完全不了解。其实他年轻时有着为了抗美援朝而参军的壮举。吕老师的三个子女在“讣告”中说：

这是北京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博主注：陈垣，1880-1971，杰出历史学家，毛主席称他是“国宝”）于1951年1月8日为吕鸣亚响应国家号召抗美援朝从辅仁大学投笔从戎并在北京“同和居”设宴欢送吕鸣亚参军，并专门题字。“鸣亚同学 你肩负着人民的期望和祖国的需要，任务是光荣的。愿你永远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也是我们父亲吕鸣亚一段难忘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也曾经是一位热血青年。

父亲吕鸣亚从北京辅仁大学参军之后，被中央军委挑选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学习（博主注：在人大的阶段，他与张志新烈士是同学）。1953年毕业之后从军队转业来到了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教师。……他也年轻过，他把自己的青春和才华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奉献给了南师附中。

吕鸣亚老师,我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