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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态女性主义来拯救地球母亲
■武夷山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22年4月15日)
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多朋(1920—2005)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先驱。她于1974年出版的一部重要法文著作直到最近才出了英译本,这就是美国Verso Books出版社今年3月出版的Feminism or Death:How the Women’s Movement Can Save the Planet (本文作者译为“要女性主义还是死亡:女性运动何以能够拯救地球”)。“生态女性主义”一词就是在本书中首次出现的。译者露丝·霍泰尔是美国托莱多大学世界语言文化系的法语荣誉教授。
本书作者多朋年轻时就加入了抵抗纳粹的组织,后来又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她在党有10年时间)。她认为,对人的压迫是系统性的,所以她不满足于只参加抵抗法西斯的活动和法共的活动,后来又加入了“妇女解放运动”组织,参加了“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组织。
20世纪70年代世界面临的核威胁使她投身到环保事业中。生态意识让她聚焦于生态学和女性主义这两方面,并认为二者密不可分。
多朋在法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位高产作家,她创作诗歌、传记、科幻小说和哲理散文。但在国际上,她不是单纯被视为一位作家,而是因杜撰了“生态女性主义”一词而声名远播。
多朋在本书中首次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政治学的概念,其基本认识是父权制度对女性身体的宣示权和对自然界的宣示权,既伤害了女性,也损害了地球,因为女性、被奴役者、残疾人和少数族裔等群体的遭遇,同大地、动物和植物的遭遇是完全同构的——他们(它们)都被视作实验或征服的对象。
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左翼并未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他们一向重视的是阶级斗争。多朋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多数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作者在著名大学任教,多朋既不是教授,也不是有身份的研究人员。她主要通过参加各种运动来促进自己的学习研究。她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活动从不分离。
在这部措辞严厉的批评性著作中,多朋叙述了世界各地女性的地位。她争辩说,女性主义斗争的要义不是争平等,而是关注人类和地球的存亡。她将人口爆炸、自然资源毁坏及其他生态病症归因于“父权”。她呼吁将生态学与女性主义综合起来,为的是“根据一个全新的模式来再造地球”。
作者对feminitude(女性在父权文化中的悲催状态)和femininity(女性气质)作了区分。还探讨了一个矛盾现象:女性在“物种中属于生物学意义的多数”,可是却与社会是分离的,其状况与“被压迫的少数群体”一样。
她认为,女性获得避孕药具和堕胎权是阻遏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的手段,环境破坏的根源是男性对“生产率”和“消费”的追逐。她号召最终要来一场被解放的女性推翻“男权主义”的“突变”,从而“恢复物种的生存空间”。她强调,不仅要推翻男权主义的统治,而且要推翻整个权力体系。她预言,“置于女性手中的地球将为所有对象带来繁荣”。她心目中的“所有对象”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地球自身。
为这部译著撰写“引言”的是当代生态女性主义学者Myriam Bahaffou和Julie Gorecki。她俩回顾了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演变,对多朋采用种族主义色彩的比喻来描述“第三世界女性”的做法表示质疑,但对多朋旗帜鲜明的激进主义表示赞赏。
两位学者指出,由于气候危机,生态女性主义在全球各地有复兴之势。而多朋的这部里程碑式著作既是过去的一部分,也将成为未来的一部分。
《中国科学报》 (2022-04-15 第3版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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