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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竹峰的文字不错
武夷山
正在浏览《天涯》2018年第9期,上有作家胡竹峰的《中国文章》。读下来,觉得他有思想,文字也不错。但在网上搜不到与《天涯》上这篇东西类似的东西,却搜到了另一块文字,是胡竹峰在《天涯》杂志2017年第7期发表的文章,题目也是《中国文章》,放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请注意,胡竹峰生于1984年,年轻得很,但其文字早就脱去了稚嫩。
胡竹峰的散文精选集《中国文章》,2018年6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估计,两期《天涯》杂志上的文字,都收入了此书吧。
中国文章
胡竹峰
http://www.sohu.com/a/202813927_595443
中国文章里有玄之又玄的东西,这是道家“冲虚”要义决定的。老庄之前的文章,譬如甲骨文的卜辞与《尚书》《穆天子传》之类,一味写实。写实是中国笔墨的基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说是中国文章里第一次出现游戏笔法。写实与游戏,是中国文章的阴阳诀。可不可以用“墨戏”两个字说中国文章呢?国外的文章,以我有限的眼光看,从未见过墨戏,或许是孤陋寡闻。
虚与实的结合让中国文章有了风致。我以前重文采,现在觉得好的文章不过一段风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正是风致。不轻佻浮浪,不正襟危坐,便是风致之美。风是风容,致是举止,好的文章,风容卓绝,举止从容。
《老子》第一次让中国文章走到一个极致——隔。《老子》的隔源自文章家的德行、宽容、谦虚、至情和尽礼的品行。
先秦人作文,霸气十足,凌驾一切之上或超脱一切之外,可惜时代遥远,今时读来,行文难免艰涩,不易见微知著。我大量接触先秦文章是近年的事,那些文字像刻在青铜鼎侧的铭文,弥漫着甲骨卜辞的神秘,已不能用典雅古旧之类的话来评介了。
《庄子》以神为马,当然高妙,解衣盘礴,堪称散文的祖师。《韩非子》鞭辟入里,亦是高人,可谓论文之鼻祖。《论语》的娓娓道来,无人能及。《墨子》重剑无锋,使人感受到泰山之雄伟。墨子不可学,不能学。我曾取过一个笔名叫“怀墨”,面对《墨子》,只能作思古之怀想。
据说仓颉造字,大地颤抖,夜游的鬼魂在暗处哭泣。
中国文章是有颜色的,墨分五色,或焦、浓、重、淡、清,或浓、淡、干、湿、黑。以先秦文章为例,老子是焦墨,间或用浓淡之墨;庄子是清墨,间或用焦重之墨;孔孟是浓墨,偶尔有清淡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处便是;韩非子与墨子是重墨,焦墨与重墨也夹杂其中;《诗经》是淡墨,也并非一淡到底,沉痛之陈,笔力下得深下得重。
司马迁写《史记》,焦浓重淡清,五墨共舞。太史公写得辛苦,笔墨中兀自有游戏笔法。篇篇《本纪》,左右逢源,司马迁一路写来,想必内心也有些得意吧。这得意是自得其乐是立言之悦。跌宕自喜,津津乐道,自有一股风流。
游戏笔法是不是小说家言?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左丘明是靠在先秦槐树下解衣盘礴的说书人,与柳敬亭不同的是,他自己写好了本子。将《左传》当小说读,更有意味,也更懂中国笔墨。先秦诸子都有小说家面目,庄子、韩非子、列子,他们的寓言谆谆之心,兔起鹘落。
谆谆之心可谓中国笔墨的暗纹,即便是《战国策》。我读先秦纵横家的文章,觉得有属于祖父晚年的奇巧淫技,未脱谆谆之心使然。
《史记》的笔墨是毛线团,有些是一团团串接起来,有些是一团团松散开来。《左传》的笔墨是跳跃的,或者说是雪地上的足迹。北方平原雪地上的足迹,伸得远,凌乱但有章法,像乱石铺街体书法,这么说格调低了,一派素狂张癫更妥。《史记》是楷书法则,《左传》大量留白,介于行草与狂草之间。《史记》的笔法绵延不绝,后世文士时有所宗。《左传》用笔险,如短兵相接,赤膊上阵,非勇士莫能为也。除了王安石、陆游几个人外,中国的文章家没有承接《左传》的文脉,实在可惜。
汉赋几乎字字浓墨,仿佛金农的漆书。金农用墨自己特制,墨上一面书“五百斤油”,一面书“冬心先生”,写出来的字黑极。张大千说:“冬心先生的墨色之黑,只有黑炭可比。”黑炭之黑板滞,金农的墨色倒格外润泽。金农用自己的墨,中国古代书家,自己制墨的大有人在,中国笔墨最重自己的话自己的面目。汉赋最为人诟病的正是缺乏自己面目。汉赋浓墨重写,字字斟酌便句句游戏。汉赋的刻意铺排,就是文人的游戏。汉朝文艺多有凝滞的空气,好像大家在公共场所赋诗饮酒一般,手脚放不开,写来写去,都是应酬之作。汉赋是种名气很大的文体,读它的人却不多,因为空洞无物。空洞不可怕,空洞自有回声,无物让文章少了落脚点。
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的创作,其文辞之华美,上承楚辞,下启明清小品。汉赋以“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为特色,一方面对语言精打细算,一方面挥洒词藻不厌其烦。尽管已不为今人所重,但它的纯粹精致与恣肆汪洋后世难觅其匹。
《汉赋》的第一篇在我看来是枚乘的《七发》,气壮神旺,后世多有不及。枚乘是最懂中国笔墨的汉赋家,其文章之鸟,高低起伏,飞得远。中国笔墨里恰恰有石破天惊的一面,这是音乐性决定的。中国古代有一种叫“箜篌”的乐器,其音忽而高亢,忽而低沉,出人意外,有难以形容的奇境。我想庄子与司马迁应该听过不少,并得到启发。班固、杨雄他们的赋文,雄浑磅礴,但没有后来魏晋人下笔美丽,说到底还是汉朝文章墨色单一了。
汉赋过于苦心经营,一到魏晋,中国文字之狡兔逃出牢笼,撒腿就跑。有一回周作人为沈启无写砚铭,录的是庾信《行雨山铭》四句:树入床头,花来镜里,草绿衫同,花红面似。写完之后,周作人说:“可见他们写文章是乱写的,四句里头两个花字。”废名也说六朝文是乱写的,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最不可及,所谓生香真色人难学也。
周作人说六朝人是乱写的,并举“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的句子作例子,《小园赋》读过多遍,越读越觉得一寸二寸,三竿两竿是庾信的精心布置。但六朝文章即便对文字拈斤播两,也有随意之法度,这让我很有感情。
真性情方有高境界,高境界可得大文章,境界高了,即便几十字,也有江波之浩渺,譬如二王杂帖。古人说言简意赅,文字一简则远,一远则幽,一幽则雅,读王羲之父子的杂帖,信然。那些杂帖是真正意义的小,长不过几百字,短仅仅十言,以隽永见长,让我学会了留白,铺排成瘾时记得节制的重要。
二王的杂帖与诸多六朝文章潇洒、意气,尽管这里面有诸多无奈甚至是刻意装扮,却也是大道之后的归真,有意趣,散发着人物的个性光芒。
六朝文章,好在抒情。建安年间,曹丕兄弟的书札,忆宴游的愉乐,悼友朋的长逝,悱恻缠绵,若不胜情,开了六朝文的先路。六朝人崇尚清谈,五胡之乱后,士族避地江南,江南山水秀丽,贯之中国笔墨,增进了文辞的隽永,中国笔墨充满了微茫的情绪。微茫的情绪是中国笔墨的倒影。看《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老先生随口议论古人古文,真有趣:
韩退之提倡做古文,往往也有不通的句子;他的学生皇甫湜、孙樵等,没有一个是通的。但白香山的文章就写通了,元微之也写通了。在唐宋八大家里,只有欧阳修、苏东坡两人是写通了。
董桥看见这一段,感慨胡适之终究是胡适之:渊博而执著,温煦而刚毅,诚挚而挑剔。通不通,是胡先生一己之识,不必深究。他看不上韩愈,说到底还是韩愈的笔墨里缺乏微茫的情绪。
如果说明清小品如中年男人庭前望月,那么唐宋散文就像老年儒士倚天论道。任何一个写作者,在明清与唐宋之间游走学习,自有风动枝头的旖旎,也有盘根纵横的高古。
读唐宋文章,得气、得神、得意、得味,更多是得法——文章之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韩愈作文多为人诟病,但他下笔的法则,是取之不尽的金库,可供后人成百上千年挥霍。
苏东坡的《赤壁赋》深得中国文章的笔法墨法。中国文章的笔法墨法玄之又玄,但却是众妙之门。《赤壁赋》的出现,让中国文章多了厌世的笔墨。厌世不轻生,这是苏轼的了不起。《赤壁赋》的厌世更多是疲惫感,或者说疲而不惫。苏东坡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他的文章里恐怕要损失些好看的字面,也会多一些韩愈、王安石的东西。中国文章重实际,少理想,也不喜欢思索死亡。《桃花源记》也是坐虚而化的游戏之作,不如《赤壁赋》高妙。
我读苏轼是读《庄子》之后,读完《庄子》,我以为中国文章就此罢了。但我读到这样的句子:“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差不多被击倒了。
《赤壁赋》的意义在于,让中国文章多了山水韵与水墨味。不是说之前的中国文章缺乏山水韵、水墨味。汉赋有山水韵,缺乏水墨味。六朝文章有水墨味,缺乏山水韵。
明清小品也好,但明清小品是水墨山水册页,没有《清明上河图》的恢宏,又不如范宽、梁楷高古。
明清之际,文章多如恒沙,卓立于群峰之上的,在我看来唯有张岱。张岱作文,疏朗暗淡,充盈着五月田野的茵茵草香。譬如《湖心亭看雪》,清雅简洁,言近意远,几可作小品文八字真言,有墨法,有章法,有笔法,法法不着痕迹,羚羊挂角,当作如是观。
明清人作文,以清冷优雅的目光,刻意抵拒喧嚣与世俗,虽无灼灼之姿,却有泠泠之态。也因为过于表现超尘脱俗,很多作品缺乏生命的质感。读明清小品,好歹知道了性灵的重要,也就是说文字要活,更让我明白散文是有很多种写法的。读唐宋古文,慢慢懂得了厚味,懂得了学识与见解比才气更重要。
汉语是优美的语言,这是屈原的语言,司马迁的语言,“三曹”的语言,李杜的语言,陆游的语言,苏东坡的语言,曹雪芹的语言。中国文字真可以写出美的意境,“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水何澹澹,山岛竦峙”,“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都令我喜悦。
身前薄雾如纱,点点星光在头顶闪烁,身后大海辽阔,明月之辉滟滟随波万里。远古的先民睡了,松枝火把掩映下的木屋,忽明忽灭,巨大的静穆下,夜空如洗,只有笔划过的声音,画出:禹治水、敕勒歌、文烦简有当、地险、史记世次、白公咏史、裴晋公禊事、黄纸除书、唐人重服章……
民国文章呢,民国文章的中国笔墨是张大千摹本敦煌壁画。
汉语文脉弯弯转转,从《尚书》到先秦诸子,然后到汉赋,到魏晋六朝文章,到唐传奇宋话本,到明清小说,一路下来,各领风骚。王世贞言:“三百篇亡,而后有离骚,离骚而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诗词歌赋不足以抒发今情今事,而后有白话文,有新诗,更将散文从正统位子上推下去,复以小说为大流,小说不再是《汉书》定位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唐宋以来,在口语基础上逐渐形成白话文,起初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像唐代的变文、宋元的话本之类。明朝时,很多城市茶馆中有说书人,讲述《三国志》《水浒传》《大明英烈传》等传奇故事,后经罗贯中、施耐庵辈整理成小说。古典白话文至此渐臻成熟。
明人冯梦龙在寿宁任上,写《禁溺女告示》:“一般十月怀胎,吃尽辛苦,不论男女,总是骨血,何忍淹弃。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且生男未必孝顺,生女未必忤逆……”句句落实,乡民们能看懂的。冯梦龙是三百年前的白话文体家。
胡适(1891—1962)。
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在社会上普遍应用。胡适曾将“白话”的语言特点,归纳为三条: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语。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这种观点在民国以前不多见。中国士林根深蒂固自以为是“风雅”或“端庄”,心底总有点看不上冯梦龙之类的“通俗”或“佻薄”。实际上,冯梦龙的见识比当时大多数文人长出不止一头。明清高头讲章,现在人知道的不多了,但读书人里,大多是熟悉冯梦龙的。
胡适认为“白话”或“话”是从口语角度提出的,“白话”对立文言,却包容方言,这给白话文的发展注入了民间力量。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张恨水等人的文章,亦不乏民俗元素。民间语言与书斋语言相比,多了生机,多了自然。
民国人下笔大都难逃文言腔调。很多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文言文,但自身古典素养反对不掉。不少人都能写一手纯正漂亮的文言文,作起白话来也有文言文的夕阳返照。林语堂说:
古学诚不能无病,现代人也决不能单看古书,这何消说,但一见古书,便视为毒品,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吹不得野风的嫌疑。现代人贵能通古今,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读洋书、说洋话、打洋嚏、撒洋污?《史记》《汉书》不曾寓目,《诗经》《左传》一概不识,不也是中洋毒吗?
古者则幽深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
大多民国文人,对古代文章说了很多不客气的话,然而一下笔,还是隐约可见前人的影子。张爱玲曾说:“就连我这最不多愁善感的人,也常在旧诗里看到一两句切合自己的际遇心情,不过是些世俗的悲欢得失,诗上竟会有,简直就像是为我写的,或是我自己写的……使人千载之下感激震动……老在头上心上萦回不已。”
张爱玲把《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消化得烂熟,笔下人物对话口吻时常能看见这些作品的影子。鲁迅与周作人、胡适等人,在创作之外,同时也梳理中国小说史、整理并校点古籍。一九三○年秋,鲁迅破例为老友许寿裳之子许世瑛开列了一份应读文学书书单。无独有偶,梁启超、胡适也曾开过书单。三份书单全是古典读物,散发着古汉语韵味。
民国人字里行间的旧味与未脱古文余韵的笔法,很能满足我的趣味与性情。民国文章之好,恰恰是语言的未曾圆熟,白话中带一丝文言气,这样的文风在今天,可谓是拒绝粗糙的精致,抵抗浮躁的清雅。
盘根错节的文脉像山间河流,或蜿蜒曲折,或顺势直下,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消长相随,自然也一同经历了无数灾厄。只要稍有间隙,文化之流又会不经意间秉天地灵气,激浪扬波,呈现出一派大江瀚海的浩荡景观。民国国运坎坷,但文章有郁郁生机。古文衰落,新文章破壳而出。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几乎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林语堂、郁达夫这样的文人也没有忘怀天下,在时代的泥淖里散发着光彩和锋芒。即便是吟风弄月的小品,也或曲或直表达不平,接通先秦魏晋唐宋明清的文脉。
鲁迅(1881—1936)。
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如果说,民国文才共一石,周氏兄弟除外,他们属于整个中国文学,这一石我分配如下:
梁启超、王国维得一斗,陈寅恪、陈独秀得一斗,沈从文、废名得一斗,梁实秋、钱锺书、林语堂得一斗,萧红、张爱玲得一斗,郭沫若、老舍、巴金、茅盾、曹禺得一斗,张恨水、徐志摩、郁达夫得一斗,钱穆、顾颉刚、梁漱溟得一斗,剩下的人共分了那两斗。也有些人去晚了,田地已经分完,只能捡起撒落一地的秕谷。
这里面有些人需要单独拿出来说一下。
说到闲适雅致,通透平实,兼得文章之美,梁实秋要坐把交椅。《雅舍小品》有闲气,闲是闲情,气是气韵,气韵闲情四个字基本就是梁实秋的文风。当然,周作人的文章也气韵闲情,但多了艰涩,甚至有淡淡的苦味。梁实秋是闲适深远,周作人则显得苦味深远。
中国文章的羽翼下蜷伏着几只小鸟,一只水墨之鸟,一只青铜器之鸟,一只版画之鸟,一只梅鹤之鸟。不是说没有其他的鸟,只是不在中国文章的羽翼下,它们在草地上散步,它们是浮世绘之鸟,油画之鸟,教堂之鸟,城堡之鸟……
王力的散文正是青铜器之鸟,其古意,有旧家具的木纹之美,如今回过头看那本《龙虫并雕斋琐语》,不能说多好,但毕竟是中国文章的产物,亲近之心还是有的。
读孙犁,即便夏天,也俨然身临月明星稀的秋季或者一地冷霜的冬日。岁月是安稳的,这份安稳是历经磨炼后的返璞归真。进入孙犁的文字,如商山早行,鸡鸣环绕,茅店旁边的野地上,一个老人独行在板桥上,月色淡淡,薄霜微寒。孙犁品书读人,见识一流,《耕堂劫后十种》接通了道,不仅是文章之道,更有人性深层的道。如果孙犁缺席,不知道当代散文会黯然多少,尽管还有汪曾祺。
把文章收拾得干净的人很多,写得蕴藉摇曳的,首推汪曾祺,一行两行情意绵绵,一页两页依旧情意绵绵,十页八页,还是情意绵绵,情意仿佛老酒,绵绵的是味,是春天细雨打湿的青绿。
林语堂写人论文叙事记景,行文奇崛,舒展轻松又不失厚重;郁达夫放诞任性,无所顾忌不拘谨,纯然人性本色;废名的文字独具一格,冲淡为衣;他们的文章都吸引过我。废名的语感极好,他的文章,好就好在奇上,可惜文气不平。在我看来,写散文,文字要新奇,文气要朴素。文字可以怪,可以追求特别,但文风要平,只有平才能走得远,走得深,才能不坠魔障,进入大境界。
林语堂(左上)、梁启超(右上)、周作人(左下)、郁达夫(右下)。
梁启超是大动荡时代的大人物,主要忙于笔墨之外的事功,经历丰富,总是处在历史漩涡中。可以想象,这样一位人物来面对文字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胸怀。但有人问梁启超信仰什么主义时,他说:“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又问他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他依然说:“拿趣味做根底。”这也是他不管写什么,让人读来势如破竹的原因。
周作人的小品,沉着苍郁,冲淡为衣,闲适使气。瓜棚豆架下谈天说地说鬼神,看起来寻常,入口微辛,回味却甘。《北京的茶食》里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很多人被周氏笔下晚明文章的神韵所蒙蔽,以为周作人沉迷于精致风雅生活的旨趣,而忘了字外的大义,更忘了他对人间的大悲悯。
民国诸贤,鲁迅不可绕过。如果说冰心、徐志摩、梁遇春等人的文字灿若春花,鲁迅的文字则肃穆如秋色。鲁迅的文章,年岁渐大,越发能体会背后埋藏的深意,大有深意。鲁迅的作品,沉郁慷慨是经、苍茫多姿是纬,点染他的又有卓绝的个性与不世才情,加上现实投下的阴影,文字便添有冷峻之意味,自有旁人所不及处。《野草》与《朝花夕拾》是现代散文中的两朵奇葩,一朵长在向阳的山坡上,一朵藏在背阴的石缝中。
鲁迅的文字,有婴儿的烂漫,又同时有世情的洞明与练达,文章中的铮铮傲骨,俯仰天地的目光,堪称超绝。王国维胸藏风云,下笔雍容,一览众山小,已到了时代制高点,可惜只活到五十岁就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陈独秀眼高手高,虽为政治所误,文章终是入了化境。郭沫若才高志大,天生的诗人气质,偶尔过度抒情,影响了文字的公正平和,但不影响纵横捭阖横扫六国的派头。郁达夫性情写作,一个活脱脱的自己跃然纸上。林语堂出手不凡,幽默之外大有余味,只是后来离开母语环境,阻塞了文章的进步,但也给文脉注入了新鲜的力量。钱锺书的《围城》,趣味灵光闪闪,《管锥编》的墨香流韵,更是可圈可点。张恨水的旧小说紧贴时代,虽不如牡丹玫瑰端正,却有一股梅香扑鼻。徐志摩的文章状写域外风物,逸气横生,丰姿动人。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都上承唐诗宋词余绪,只是略显异域风情,不能久视。张爱玲、萧红有孤绝凄美之态,亦沉博清丽,绝非咏絮之才。一些女作家,淹然百媚,触处成春。
梁遇春火光一现,再短暂也是耀眼的流星。丰子恺是文玩清供,谈文论艺的文章格调尤高。李健吾的文艺评论,刀劈斧削,虎虎生风,力可透骨。胡兰成的文字,顾盼之间摇曳多姿,山河、家国、饮食男女,串作一处,优雅而妩媚,俱见风致。这是其文章之长,亦是见识之短,政治的事终像桃花运一样地糊涂。
民国作家将汉语言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一方面接通传统,一方面借鉴西方。很多人身上所体现的气度与襟怀,是开放的,不仅阅读域外作品,更亲自翻译推荐这些作品。严复、林琴南诸夫子,孜孜不倦引进外来先进文化。鲁迅《木刻纪程》一书“小引”中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这些观点为识者所肯,形成民国文人不拘一格、广采博取、闳其中而肆其外之风。
民国出版业开始走向繁荣,很多中小城市都有自己的报纸杂志。报纸上专门辟有副刊,专发各类文艺作品,卖文为生者大批量出现了。不少作家著书为稻粱谋的同时,更以思想说服人、感染人、影响人的心胸与情怀。身逢乱世,兵戈不绝,不少人珍重固有的文脉,更执着于强国兴邦之思。他们蜷缩在文字世界抵挡外面的风雨飘摇,内心的凄苦是有的,但他们依旧写自己的文章。写自己的文章,这是写作者最珍贵的品质。民国文章,有今人鲜见的性情,有不同寻常的风范与面貌。
民国兴起的文化思潮,是支撑文人创作的重要支柱。思想理念在前,哲学智慧在前,其后自有文脉的繁茂,这是规律。文人留洋汲取宝贵的学养,在思想和形式表达上有所开拓。茅盾写市民,再也不是才子佳人旧小说里的模样了,不局限于写人,而是通过人来写一个大的社会。即便是张恨水这类旧小说作家,情事缠绵里,亦不忘大时代的风云。作为国体,民国短命而粗糙,但现代文学的大致框架,却在那三十年间奠定而成。民国是历史的港湾也是时代的码头,从皇朝变迁为民国,时代转折,文化上必然也转折。民国文学虽然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也给了白话文一个高起点的开端,那一湾文脉,已是中国文学一泓隽永的墨色。
胡竹峰,作家,现居合肥。主要著作有随笔集《衣饭书》《不知味集》《闲饮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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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5 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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