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大会信息与传播（CI）委员会会议情况汇报

2009年10月13日至15日，中国教科文全委会教育处调研员XXX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代表中国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大会信息与传播（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简称CI）委员会会议。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          会议基本情况

会议召开之前，10月13日上午，中国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团XXX一秘召集XXX与武夷山开了碰头会，交代了应注意的问题。在CI（信息与传播）委员会会议过程中，教科文全委会XX副秘书长就发言有关事项进行了指导。  

该会有三大任务：通过辩论，审议和通过《2010－2011年计划与预算草案》――（35C／5修订本，第1卷和第2卷，第II篇A：重大计划V――传播和信息）；讨论总干事关于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后续行动的报告（35C／46），通过相关决议草案；通过国际图书馆协会与学会联合会（IFLA）关于多文化图书馆的宣言。经过激烈的辩论与讨论，这三项内容都得以通过。

10月13日下午，首先由新当选的CI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来自委内瑞拉的Ivan Avila Belloso致开幕词。然后，根据提名委员会的建议，选举出了CI委员会主席团的四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人。四名副主席分别来自丹麦、俄罗斯、刚果和叙利亚，报告员来自澳大利亚。在两天半的会议中，除了有一小段时间由来自俄罗斯的副主席主持外，几乎自始至终都由CI委员会主席Belloso一个人主持。

接着，通过了委员会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日程。

然后，总干事的代表、负责CI事务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Khan先生做总体情况介绍，着重谈了CI的工作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世界信息社会峰会所规定的工作目标之间的联系，思路很清晰。

下一个单元有两项，一是国际传播发展计划（IPDC）政府间理事会主席报告了他们在2008－2009年的活动；二是全民信息计划（IFAP）2008－2009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分为两部分，先由Khan先生代表总干事做关于IFAP执行情况的报告，然后由政府间理事会成员、来自匈牙利的Laszlo Z. Karvalics先生代表IFAP政府间理事会主席（他因病未能出席此次会议）做IFAP的工作报告。

然后进入第一个单元辩论：审议和通过《2010－2011年计划与预算草案》（35C／5）重大计划V――传播和信息。由于报名发言的国家很多，主席临时决定：每个国家只能发言一次，每次发言时间由原定的三分钟缩短为两分钟。先后发言的有以下国家或机构的代表：加拿大、斯洛伐克、哥伦比亚、日本、罗马教廷、瑞典、挪威、巴巴多斯、法国、芬兰、巴布亚新几内亚、刚果、黎巴嫩、德国、奥地利、所罗门群岛、科特迪瓦、中国、马来西亚、津巴布韦、丹麦、塞内加尔、韩国、波兰、菲律宾、瑞士、以色列、蒙古、白俄罗斯、俄罗斯、美国、土耳其、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朝鲜等。到休会时间时，已经报名的国家尚未能全部发言，主席决定次日上午继续辩论。

10月14日上午，继续前一天的辩论。先后发言的有：乌克兰、苏里南、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新西兰、阿富汗、秘鲁、巴勒斯坦、泰国、斯威士兰、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马里、伊朗、古巴（未遵守规定，再次发言）、拉脱维亚、赞比亚、国际博物馆理事会、国际档案和电影管理联合会。总之，这个单元共有57人次发言。

然后，Khan先生就大家发言的内容进行了答辩。

下一项内容，是审议会员国提交的关于建议修改《2010－2011年计划与预算草案》（35Ｃ／5的决议草案。共有20项提案，几乎都是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开会之前，总干事对每一提案都做了回应，提出了他的意见：对原决议草案不作修改，或是采纳提案的修改建议。在这个单元，辩论比较激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提案国针对总干事“不作修改”的建议，会坚持自己的立场，或阐发提出修改意见的理由，而发达国家的代表会纷纷发言，支持总干事的意见。最终结果基本上是维持总干事的原有意见。最突出的例外是：由16个国家（不包括中国）联合提出的决议草案35Ｃ／DR.29要求，在文件05000.1.（a）(xi)段增加如下字样：“特别通过全民信息计划”。总干事支持这项提案，但建议将“特别”改为“包括”。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高度一致，都坚持用“特别”两字。这与IFAP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在这次会议前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吁请各理事国支持29号决议草案是分不开的。我方发言支持这一草案。

14日下午首先继续审议会员国提交的关于建议修改《2010－2011年计划与预算草案》（35Ｃ／5的决议草案。

然后，进入第二个单元辩论，关于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后续行动。首先由Khan先生做关于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后续行动的报告，然后开始辩论，每次发言限定3分钟。先后发言的国家有：中国、利比亚、加拿大、美国、瑞典、捷克、阿曼、奥地利。这8个国家发言后，已经到了休会时间。主席决定次日继续辩论。

15日上午，先继续前一天下午的辩论。先后发言的有：智利、德国、叙利亚、波兰、突尼斯、芬兰、拉脱维亚、乌克兰、土耳其、俄罗斯、丹麦、法国、智利、科威特、黎巴嫩、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伊朗、立陶宛、肯尼亚、印度尼西亚、巴勒斯坦、罗马教廷、伊拉克、阿曼等。绝大多数国家赞赏教科文组织采取的后续行动，只有法国认为，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缺乏远见，未能确定行动重点。

随后，Khan先生作了答辩。在审议关于后续行动的决议草案和古巴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修正案时，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不少代表提出，不将决议草案文本打在屏幕上，看不清楚新提出的修改意见与原文本的差异，因此不易产生高质量的修正文本。CI秘书处解释说，“要显示就得同时显示6种工作语言的文本，这是做不到的；只显示英法两种语言的文本，是不平等的。因此，只能逐段口头讨论，记录大家的意见。”因此，这部分的讨论效率很低，未能在上午休会之前完成按日程要求本该完成的工作。主席决定，下午先按原计划就IFLA的多文化图书馆宣言开展辩论，再继续讨论后续行动决议草案。

15日下午，首先由Khan先生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代表介绍了IFLA的多文化图书馆宣言的议题，然后由IFLA的代表介绍了宣言的内容，接着就此宣言开展辩论。对此议题感兴趣的国家相对较少，报名发言者不多。

二、          我方的发言与反响

（1）13日下午，就《2010－2011年计划与预算草案》（35C／5）重大计划V――传播和信息进行辩论时，武夷山代表中国发言，内容如下：

在关于“《2010－2011年计划与预算草案》（35C／5）重大计划V――传播和信息”的决议草案中提到：提倡“按照开放、多元和透明度的原则进行互联网治理”。我们觉得，只提互联网治理的开放原则是不够全面的。如果不对互联网进行适度的管理，暴力、色情、虚假新闻、谣言甚至宣传恐怖主义的内容就会充斥互联网，造成严重的后果。至少对于发展中国家是这样的。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有阴和阳两个方面，两者要取得平衡。因此，在互联网的治理问题上，我们必须找到开放与控制的平衡点，而不是只强调开放性这一个方面。

IFAP是个很好的政府间计划平台，但是其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其主要原因是缺乏经费。中国有句古老的谚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IFAP目前就像是缺米的巧妇。除了呼吁教科文组织在拨款时向IFAP倾斜外，我们也应寻求其他经费渠道。中国坚决支持IFAP的活动，虽然中国自身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但从2005年起，中国每年向IFAP捐赠20000美元，今后还会持续这一做法。我们呼吁教科文组织所有成员国，尤其是IFAP的理事国，尤其是理事国中的发达国家，应该向IFAP踊跃捐赠。有了较充足的经费，我们相信IFAP这位“巧妇”能做出可口的饭菜。

后来，俄罗斯发言时，支持我们的看法，他说；不仅要看到信息社会的好处，还要看到信息社会不利的一面。古巴代表说，赞成中国代表的说法，应对信息进行民主的控制。

Khan先生在这阶段答辩时说：“中国代表明智地指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要引用他的话。我们CI 部门的资源十分有限，我们都要为扩大资源而努力。”

（2）14日上午，在审议决议草案35Ｃ／DR.29时，武夷山代表中国发言，内容如下：

中国支持保留修正案的原先提法，即采用“特别”两字，而不是“包括”。“包括”的说法太弱了。假如IFAP曾经拥有很多资源，但做得不好，那它现在也没有资格要求更多的拨款。问题是IFAP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的机会。现在的关键是给IFAP一次施展身手的机会。

（3）接着，在讨论古巴提出的35C／DR.37号决议草案时，也发生了较激烈的争论。古巴提出增加这样的话，“加强私营媒体的社会责任以及这些机构及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遵守各国宪法原则及适用的区域和国际宪章和公约，促进全球性大众媒体研究”。总干事建议这样表达：“加强公共事业广播、私营和社区媒体及新型数字媒体的编辑独立和优质节目编制”。

在辩论中，土耳其、埃及、萨尔瓦多、津巴布韦等发展中国家倾向于支持古巴的提案，德国、挪威、美国等发达国家则明确支持总干事的提法。此时武夷山发言，内容如下：

古巴的提案有两层意思：私营媒体的社会责任；促进全球性大众媒体研究。总干事的说法未能涵盖“社会责任”这层意思。现在世界上存在一种偏见，好像凡是政府所属的媒体都是不公正的，私人媒体都是公正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某些号称独立的私人媒体，其运行经费来自哪里；我们也知道，某些私人媒体的报道是很不负责任的。无论对于官方媒体、私人媒体还是社区媒体，社会责任都非常重要。能否在总干事的“编辑独立”、“优质节目编制”后面再并列一个词组――社会责任？

此时，新西兰、波兰、阿尔巴尼亚、法国等发言，认为“社会责任”的说法可解释为自我约束、自我监管甚至政府监管，与教科文组织大力倡导的“表达自由”的精神相违背，不能接受。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拉脱维亚、黎巴嫩、瑞典、丹麦、荷兰、立陶宛等表示支持总干事的说法。由于多数国家支持总干事的说法，Belloso主席总结说：“大家的发言都表示了我们的一些担忧。如果谈媒体的社会责任，则易于引起论战。丹麦代表提出，需要强调的是“不带任何歪曲与偏见的信息”，这一点很重要。根据多数意见，我们不将37号决议草案的内容增加进去”。

（4）14日下午，就教科文组织采取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后续行动进行辩论时，武夷山代表中国第一个发言，内容如下：

中国高度赞赏UNESCO在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后续行动方面的进展，尤其支持UNESCO在促进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方面的努力。教科文组织大会和执行局多次通过决议和决定，推动多语言教育。因此，中国政府向180届执行局会议提交了“建议设立语言学习电脑网络（CNLL）决议草案，向182届会议提交了CNLL可行性报告，这两份文件都得到了审议并批准，反映在180EX／61和182EX／18文件中。中国将继续为推进建设这个平台而积极努力，包括提供经费资助。我们也呼吁有条件的国家和私营部门在各自所在地区为CNLL的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对于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后续行动的决议草案，我们没有修改意见，我们认为这个草案言简意赅，表述到位。

主席随即说：谢谢中国在180届执行局会议上提交的这一决议草案，加强电脑网络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在此之前，奥地利代表曾对我们说：会支持我们的CNLL倡议，但他在后来的发言中没有提及CNLL。

（5）15日下午讨论多语言图书馆宣言。在此之前，我们已得知，文化部对宣言内容无异议。武夷山代表中国在此议题上第一个发言，内容如下：

中国赞同多语言图书馆宣言所宣示的理念，但要把这些理念转化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建国起，一直高度重视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尽管那时还没有“多语言”、“多文化”的说法。中国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我本人就属于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下面我给大家一些数据，是2006年的，因为我没有获得最新的数据。中国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报纸有99种，少数民族文字期刊有223种，这些期刊年印发781万册。涉及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出版社有32家，它们年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图书4000多种，印数5000多万册。我国各民族自治区域有广播电台73座，用少数民族语言播音的节目有105个；有电视台90座，用少数民族语言播放的节目有100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广播电台每天用21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播音。

我们相信，随着多文化图书馆的理念付诸实践，再配合多语言出版、多语言广播电视等措施，应能使各国的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更加丰富。

Belloso主席随即说：中国代表给我们带来那么多数据，我们很受鼓舞。

三、          思考与建议

（1）    尽快制定《信息自由法》。

现在，全世界都取得的一个共识是：应将信息权纳入基本人权的范围，因此，信息自由的理念受到绝大多数国家拥护。我国在历史上，对于知识产权、人权等概念，都经历了先回避、抵触到不得不认可的过程。我们往往认为，这个“权”，那个“权”，都是发达国家打压我们的武器。事实上，对于多数国家都认可的理念，回避、抵触只能使我们自己被动。吸取历史教训，这次我们应主动制定《信息自由法》，按照我们的理解来确定信息自由的范围，这样在世界上才更加主动，更有话语权。

这次会议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刚果、科特迪瓦、菲律宾等）都提到了它们在制定信息自由法或采取促进信息自由的举措方面的进展。

（2）    在新形势下，制定明确的国家科技信息政策。

哥伦比亚提出的35C／DR. 25提出，将原决议草案中“帮助会员国制定在获取合理利用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战略”的说法改为“帮助会员国制定在获取合理利用信息（特别是利用科技知识）和传播技术的战略”。总干事对此修改意见无异议，各国代表也没有异议，修正案获得通过。可见，对于科技知识与信息的重要性，大家有共识。IFAP已经完成的工作之一，是编制了“国家信息政策与战略模板”。供成员国参考。既然大家都认为科技知识重要，又有了国家信息政策模板，则制定国家科技信息政策就是既必要、又可行的了。

在科技部于上世纪90年代撤销科技信息司后，我国迄今没有任何一家政府机构牵头制定我国在21世纪数字化环境下的国家科技信息政策。因此，对于开放获取和数字遗产的保存这样的重大科技信息政策问题，我国迄今没有官方的明确立场，更没有实施战略。建议科技部尽快组织力量，制定新的国家科技信息政策，以应对21世纪的新挑战。

（3）    我国可适时“返回”IDPC计划。

会议期间，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信息与传播项目官、本届CI委员会会议的副秘书长Dana Ziyasheva（曽丹娜）找武夷山说：中国有很多年未给IDPC计划捐款了。Khan先生与CI秘书局都十分希望中国在IDPC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曽丹娜说：中国捐款后，完全可以拿回比捐款额更多的项目经费；更重要的是，可以派人进入IDPC领导层，在世界上呈现出更强的软实力。

据了解，中国对IDPC冷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IDPC所支持的“新闻自由奖”不止一次颁发给了我国所谓的“持不同政见”的记者。我们认为，过去用冷淡IDPC活动的姿态来抗议，并未取得希望的效果。只有深入进IDPC的领导圈，才能有更多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及早发现有关潜在问题的动向，及早因应。长期呆在这个重要计划之外对中国不利，因为这个计划比IFAP有更大的影响力。如果过去主管IDPC的中国政府部门缺乏必要的管理和应变力度，不妨在重新“返回”IDPC之际调整挂靠单位，找一家更有国际合作经验、更负责任的政府部门及下属业务单位来主抓IDPC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