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红兵 （2015-1-18） 

小时候在湖北黄陂的农村，见到鸟的种类很少，不外乎就是麻雀，斑鸠，乌鸦和鸽子。鸽子是家养的，主要用来卖钱养家糊口。乌鸦好像前世得罪过中国人，向来不被国人所喜欢，因有迷信说其叫声嘶哑难听，可能给人带来噩运。后来到美国后见的乌鸦更多，叫声更嘈杂，也未听说给谁带来过噩运。看来中国人对乌鸦的迷信有待考证。

斑鸠不太常见，但斑鸠蛋倒是见过不少，那种带有黑色斑点的小蛋，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常常能吸引我和其它一些孩子冒着生命危险，爬到树上捡来充饥，以补充身体里极度缺乏的动物蛋白。

唯一只有麻雀的数量大，但可惜的是也被定为四害之一，定罪的原因是麻雀吃稻谷，影响作物收成，阻碍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事业。因此，1970年代，全国曾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捕杀麻雀的运动。

当时在我父母所工作的黄陂蔡榨中学，有两位打麻雀的高手。其中一位叫周老师，他是蔡榨中学的会计，人称铁算盘，算起帐来丝毫不差。周老师身材魁梧，一张大脸盘子上常常挂着善意的微笑，走路稍有点外八字。他不仅会捕雀，同时还做得一道佳肴：腌麻雀。

周老师和我父亲是好朋友，他们有时会在周末聚在一起喝点小酒，主打的下酒菜就是一大碗腌麻雀。每当这时候，我就像过节一样高兴，打酒的任务自然也是我一手承包。

当时喝的酒都是散装的粮食酒，在镇上的粮店打的。大人都说好喝，我不知道是啥味，因为没尝过。不过他们喝酒时，麻雀我是有得吃的。那种味道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山珍海味，龙肝凤胆。我是连骨带肉全部收纳。

另一位捕雀高手是邓老师，他当时在公社教育组工作。邓老师有一杆为打麻雀特制的长枪，我有幸瞻仰过几回。邓老师身材偏瘦，脸也是瘦长型。如果在上嘴唇上贴一层胡须，就是活生生一个鲁迅先生。邓老师除了会捕雀，再就是会讲笑话，也喜欢调侃。

也不知为何，我发现有些大人不太喜欢他，估计是开玩笑的尺寸有时没把握好，得罪了人。不过，我很喜欢他，有事没事常跑到他家去玩，为的就是听他讲笑话和开玩笑。邓老师有四个儿子，老二和我年岁差不多，和我玩得最好，直到现在都是好友。

邓老二继承了他父亲幽默的基因，很会讲冷笑话。他和我初中三年都同班。记个初一刚开始学英语时，因为我在家排行老三，他就用英文数字的三"Three"给我起了个外号。我不甘示弱，因他在家排行老二，我也用英文数字二"Two"给他起了个外号。

在那个年代，好像"二"还不是傻瓜的代名词（至少我不知道）。反正我给他取了Two这个外号后一想不对，二比三排行靠前，这不是说他是我老大？后来我就把他的外号也改成三"Three"。结果是我们这两个Three的外号就在同学中流传开了。

一直到今天，我和邓老二见面，彼此都是叫Three的外号，从来不喊真名。Three初中毕业后就上了武汉的一所电视大学，毕业后在蔡榨中学教书，是我们老家德高望重的物理骨干教师，一直辛勤耕耘在教育第一线。

我上大学以后，在武汉，北京的动物园见过一些珍奇鸟类。但只觉得关在笼子里的鸟不是我想象中的真正意义上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