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最常引用的“周恩来语录”

   外国政界和知识界人士在写文章、作演讲时，很喜欢引用来自中国的名言警句，以显示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幽默风趣。比如孔子的“温故而知新”、毛泽东的“纸老虎”、邓小平的“白猫黑猫”，都是外国人常常挂在嘴边、中国人也耳熟能详的名句。可是，周恩来的这句“下结论为时过早”在国外流传甚广，在国内却鲜为人知。

   有关这句话的典故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流传最广的版本，是1972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期间，询问周恩来总理对发生在30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作用有何看法。据说周恩来总理沉吟了一下，然后回答说：“下结论为时过早。”不论这段　“轶事”的真伪如何，但却成了西方人在审视历史、解读现实时最常引用的一句“周恩来语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名人访谈节目著名主持人拉里·金，在一次与嘉宾谈论谁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以及乔治·Ｗ·布什（即“小布什”）历史地位的话题，拉里·金这位公认的美国“名嘴”，也讲述了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这段“对话”，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一句“下结论为时过早”。

   连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哈佛发表苏联解体，及其对欧洲和世界影响的演讲时，也是从周恩来说起，并且说周恩来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就是他对苏联改革的历史作用的看法。美国中情局一位副局长在关于中国的一次演讲中，曾引用周恩来的这句话，来说明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与西方人不同。他说，美国人是以一年、十年作为时间坐标，而中国人则是以世纪、朝代来度量历史进程。毕竟，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上，经历了20多个朝代，其中13个朝代的寿命都超过了美国的整个历史。

   曾任美国众议院亚太关系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詹姆斯·Ａ·里奇，在关于中国的一次演讲中，也转述了周恩来这段据说是他最喜欢的“轶事”，表示西方人也许应该耐心地以中国人的时间观，来评价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

   那么周恩来总理到底有没有对基辛格说过这句“下结论为时过早”的话呢？周恩来已经作古，当然只有基辛格才能解开这个谜。在2005年还真有一位西方记者，当面向途经欧洲准备又一次访华的基辛格求证。听了记者的这个问题，深得周恩来外交真传的基辛格，也是沉吟了一下，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然后云山雾罩地答道：“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就如同另外一个关于我基辛格的传说。”

   那这“另外一个”又是一件什么轶事呢？据说有一次基辛格听到有记者谈论欧洲对某国际事件的观点，于是就问记者有没有“欧洲”的电话号码，他想打电话过去确认一下。 (来源：青年参考 )

一个汉字吓跑老外

　　一个老外为了学好汉语，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拜师于一位国学教授门下，老外想挑一个简单的词学习，便向老师请教，英语“我”在汉语中应该怎么说。

　　老师解释道：当你处在不同级别、地位，“我”也有不同的变化。

　　比如，你刚来中国，对普通人可以说：我、俺、余、吾、洒家、本人、个人。

　　如果见到老师、长辈和上级，则应该说：愚、鄙人、小子、小可、在下、末学、小生、不才、不肖、学生、晚生。

　　等你当官了以后，见到上级，则应该说：卑职、小的。

　　见到平级，则可以说：愚兄、为兄、小弟、兄弟、哥们儿。

　　见到下级，则可以说：爷们儿、老子。

　　最后一点必须注意，一旦你退休了，便一下子失去了权力和地位，只好说：老朽、老夫、老拙、愚老、小老头、老汉、老骨头。

　　上面这些“我”，仅是男性的说法。

　　老外听了老师一席话，顿觉冷水浇头，第二天便向老师辞行：“学生、愚、不才走了。”

（《羊城晚报》4.15）

“政府俘获”：权力寻租的高级形态 　

　　长期以来，我国腐败问题主要集中表现为执行性的腐败，即政府公职人员在执行法律法规的过程中不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有意降低或者提高标准以谋取私利。直到郭京毅案曝光，人们才窥知权力寻租的高级形态：“政府俘获”。

　　所谓“政府俘获”，通俗讲就是立法腐败，可以解释为负责立法的政府公务人员接受企业的贿赂，有意识地为企业制定有利于其获得长期利润的法律法规。

　　公开资料显示，原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巡视员郭京毅在《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和《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两部法规的制定过程中，故意通过含糊性和难以操作性的条文为外商能够逃避监管进入敏感行业留下漏洞。3月18日，郭京毅案正式开庭审理，从案情来看，所涉金额并不很大，但该案却是我国目前为止查明的唯一一起证据确凿的“政府俘获”案件。

　　“政府俘获”是资本和权力相互勾结渗透的升级化，是政策法规制定者和行贿者之间的买卖政策法规制定权的行为，能为行贿者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这表明权力寻租双方不满于过去的“小打小闹”，而是朝着更深层次的利益结盟方向发展。

　　相对来说，执行性的腐败只要官员换人，漏洞就可以弥补，而“政府俘获”却很难弥补，法规政策一旦被“定制”，会导致整个产业市场为某些企业集团所垄断，因此，“政府俘获”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更为严重。

　　从根本上降低其危害，要通过加强对法规政策制定者权力的监督，并分散其立法权来实现。对此，人大应强化立法权的行使，重要法律尽量自己制定，可以吸引专家学者参与，甚至可以外包。对于由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法规要加强监督，严格程序规定，特别是充分听取吸收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诉求，公布草案接受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实现由极少数人垄断立法权向公众参与立法的转变。

（《南风窗》2010年第9期　卢正刚文）

美国人教中国孩子短跑 　

　　他是与卡尔·刘易斯一起创造了男子百米接力世界纪录的短跑天才，他是辅助梅里特拿到北京奥运会男子400米金牌的冠军教练，而面对来自中国最基层体校的孩子，安德烈·卡森希望用快乐来点燃他们对田径的爱。

　　在青岛举行的田径名人训练堂上，卡森的课气氛轻松，但他的要求一点也不低。看起来平常的蹬腿动作，卡森的要求细致到了抬腿的角度。“我的课上可以有笑声，可以讲笑话，但我的训练不是游戏。我和他们聊天、唱歌、开玩笑，但突然到了知识点的时候，我要他们专注，精益求精。”

　　当卡森和中国基层教练交流，得知孩子们有时要上一天的训练课时，惊讶地瞪起了眼睛。他反复强调，孩子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在美国，我教过高中田径队，是12岁至15岁的短跑选手。我的训练课最多只有一个半小时，有时只有一个小时，我必须努力让孩子一直专心，在一小时内完成课程，让他们在课上吸收好，然后就是完全放松。我不相信练一天能比我练一小时多得到什么，我认为孩子那时候早就疲倦了”。

(《北京青年报》4.30　褚鹏文)

监督，人大代表最重要的职责

　　法学泰斗江平教授已年过80。这位在20年前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老人仍然关心着人大的往事与近事。他尖锐地指出，目前一些代表有热衷于议（提）案，以议（提）案早与数量多为荣，却忽视了对政府工作的监督的倾向。

　　江平说，人大代表职责中最重要的，就是监督作用。所谓人大代表，实际上不是去一般地审议这个报告。过去我们常常说，是学习这个报告，现在不用这个词了，人大代表不应当是学习这个报告，是应该审议这个报告。审议政府的报告，很重要的一条是拿出批评的意见、监督的意见，看看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工作还有哪些缺点和不足需要改正。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够把批评这种监督的作用看成是给政府添麻烦、给法院加包袱。

　　有的代表说，我就是不给政府添麻烦，我什么都说好，从来不投反对票，这样是理解错误。这样，人民代表的监督作用就大大削弱了，无形中就造成了一个印象，政府报告也好，法院的报告也好，检察院的报告也好，所获得的投票率越高，就代表了全民一致。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只有各种批评的不同意见，我们的政府才能完善它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个国家需要两种声音，一部分人是赞同的，另一部分人可能会不赞同，但这种不赞同是友好的批评意见。

　　当然，我们的人大代表除了监督、批评政府的作用之外，还有建议权、质询权，可以来议（提）案。 （《东方早报》4．25　张明扬文）

中国本科教育缺什么 　

　　演讲人：理查德·莱文（美国耶鲁大学校长） 　演讲题目：中国本科教育缺什么

　　演讲地点：南京（中外校长论坛）

　　这些年来，我们与来自中国的多位大学校长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借鉴美国综合性

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对中国的本科教育进行改革。

　　通识教育的模式对中国有什么意义?举一个例子，在二战后的40年间，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美国，但是在1990年以后却有15年停滞不前。人们通常认为是金融政策的问题。但是深层次的原因在创新人才。

　　要培养创新人才，中国的教育体系要鼓励学生能够进行创造性的、独立的思维。目前，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缺乏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

　　绝大多数亚洲的学校和欧洲大学一样，本科教育是一个专识教育，学生在18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的终身职业，之后就不再学别的东西了。中国学生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独立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样的模式对于培养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者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有用，但是如果要培养具有领导力和创新能力的人，那就不足了。

　　比广博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学生应该有能力去接受知识，运用知识重新评估已有的结论并得出新的结论。在美国教育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的、1928年的《耶鲁大学报告》中提出一个观点：“头脑的纪律和头脑的家具之间的区别”。学生获得某一个专业的知识，就像头脑里装进了一件家具，但是这个家具在一个迅速变革的世界当中，从长远来讲并没有太多的价值。学生最后在事业上取得成功，需要的是头脑的纪律或者说思考的框架，而不是一件“家具”，让他们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培养这样习惯，需要学习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学生需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主动进行立论、辩论或者对于自己的论点进行修正。因此，教师应该采取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行主动的思维，让学生能够挑战彼此，挑战教师。 （《光明日报》5．3）

（原文写于2010-05-13 08:19:47 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