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决定救哪个孩子

　　一群孩子正在附近的两条铁轨上玩耍，其中一条铁轨还在使用，另一条铁轨已经废弃不用。只有一个小孩在废弃的铁轨上玩，其余的小孩都在正在使用的铁轨上。火车来了，如果你是扳道工，你是让火车开过废弃的铁轨，以便救下更多的小孩，还是让火车沿着正常的轨道行驶？

   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让火车改道。为了救大多数孩子，只好让一个孩子牺牲，从道德上和情感上说都应该那样做。

   可你想过没有？在废弃的铁轨上玩的孩子先前的决定事实上是正确的，他选择了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玩耍。

   这种两难处境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在办公室、社区、官场，不管多数人多么愚蠢和无知，也不管少数人多么有知识和有远见，少数人往往要为多数人的利益作出牺牲。那个选择不跟其他孩子一起在正在使用的铁轨上玩的孩子被边缘化了，因此就算他牺牲也没有人为他流一滴眼泪。

   批评家列奥·维尔斯基·朱力安说了上述的故事，接着他补充道，我不会让火车开到废弃的铁轨上去，因为我相信正在使用的铁轨上玩耍的孩子们会很警觉，听到火车汽笛的时候会很快跑开。如果让火车从废弃的铁轨上驶过，那个孤独的孩子就必死无疑，因为他认为火车绝不会从那条废弃的铁轨上经过。  （摘自《中外文摘》第6期 韦盖利编译）

人品何需宣誓

　　3月16日的《新快报》刊登了一则社会新闻，江西宁都农民黎金福受生病妻子临终嘱咐，来到广州街道，打算把治病剩下的捐款还给捐助者。由于把记有捐款人电话的电话本子弄丢了，这位农民只能以最朴素的形式寻找恩人，摊开一张上书“广州好心人，您在哪里”的条幅，并以派发传单的形式寻找捐款的好心人。他最终也许无法找到恩人，但他非常清楚：剩下的钱是不能占为己有的，并表示如果实在找不到恩人，就将这笔钱捐给慈善机构。

   如此本分的做人准则要求并不高，但却有相当多的人没有做到。山西曾有一名受助女子手术后私吞剩余10万元捐款；北京去年发生过丈夫病逝、妻子索剩余捐款的事件……剩余捐款由谁支配的问题法律未有明确，归谁支配、如何支配变成了一道考验世道人心的考题。

   农民黎金福的感恩举动之所以不容易，因为在他看来，妻子的离去，是由于医院误诊，手术没成功，他对医院是不满的。但这种不满的情绪并没有使他偏激起来，没有影响他对捐款人的感恩之心，他依然感受着这个社会的温热，这不正是人们常说的“心水清”么？

   素昧平生解囊相助，虽然没有白纸黑字写明捐款的处置权，但于道义而言，又何曾不是一种契约，一种心照不宣，因而它事关诚信两字。农民黎金福低调而本分地践行了这纸无字的契约，比起社会上许许多多的高调宣誓要可敬得多。形形式式的学生宣誓考试不作弊，官员宣誓不贪污，商家宣誓不售假，有时就如同母鸡宣誓自己一定要下蛋一样，比起黎金福的行为，只能是等而下之，不宣誓也罢。（摘自3月17日《羊城晚报》作者韩江子）

成名

　　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正是胡适名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天，和朋友路易丝·甘尼特交谈时，他出人意料地说道：“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起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

   路易丝听后，一脸疑惑，大为不解，于是向他请教话中的含义。

   后来，他这样举例解释：“顾维钧曾是外交部出色的常务次长，现在却成了总理；吴佩孚是一位杰出的旅长，他却竭力要当总司令；我从美国回来两年后，一家报纸搞了一次民意测验，说我是最伟大的活着的中国人之一。一旦你成了名，你必须要选择如下两件事中的一件来做：不辜负这个名声，或靠这个名声活着。在第一种情形中，你会在身体上毁了自己；在第二种情形中，你会在道德上和思想上毁了自己。你竭力要成为一名伟人，你就要尽力做过多的事情——这样你就会完蛋！”

   胡老的话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当代。当今社会和胡适那个时代相比，确实是截然不同，也很难放在一起比较，而在成名问题上，却是惊人地相似——成名太容易了，许多人不择手段地去成名，而成名后他们又得到太多太多，远远超出了他自己所能承受的范围。    （摘自《格言》第5期 作者 侯拥华）

消费良知

　　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被称为“犀利哥”的年轻流浪汉蹿红网络。 “走红”之前，他逡巡于小城宁波的街头巷尾；“走红”之后，他平静的流浪生活彻底受到了惊扰，无数围观者拍照合影，“犀利哥”放声大哭的照片又被放大了。此时，网友们所谓对“犀利哥”的救助，还在不知所终地继续着。

   很难精准地概括出这名流浪者为何会在瞬间红遍大江南北，甚至红到了中国台湾和日本。现在，“犀利哥”的走红终于让很多人的内心开始变得不安且内疚起来。新闻后续的报道里依稀透露，“犀利哥”很可能是1998年的抗洪老兵，也可能是被家庭遗弃的精神病人，他的发型，他的衣着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众人的消遣中，一个在楼宇森林和钢铁洪流中无声无息流浪的弱者被塑造成了“网络红人”，弱者没有被同情，反而被消费。值得警惕的是，在消费弱者之前，无论是大众媒体或者普通围观者都善于举起行善的标杆，有了行善的名号，所有的关注似乎只能向好的方向发展。殊不知，忠实记录是一回事，参与干预又是一回事，很多时候，哪怕有着行善的动机我们也应当遵循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在这个春天，“犀利哥”一个悲惨的人生故事，被我们以娱乐精神消费了。消费弱者的同时，其实也在消费着内心中的良知。那些聚焦的目光最终远去，对于“犀利哥”而言，这是不是幻梦一场？对于围观者而言，以消遣开始，以痛感结束，只是不知这是不是终点？（摘自3月4日《新京报》作者陈方）

不凡的孤独

　　读新凤霞写的回忆录，时常觉得有趣。比如她写过一把小茶壶，说那是跟随她多年的心爱之物，有一天被她不小心给摔了。新凤霞不写她是怎样伤心怎样恼恨，只写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得赔自己一把！”后来大约她就上了街，自个儿赔自个儿茶壶去了。

   摔了茶壶本是败兴的事，自个儿要赔自个儿茶壶却把败兴掉转了一个方向：一个人的伤心两个人分担了——新凤霞要赔新凤霞。这么一来，新凤霞就给自个儿创造了一个热爱生活的小热闹。

   我觉得，能把一个自己变做两个、三个乃至一百个、一万个自己的人原是最懂孤独之妙的。孤独可能需要一个人待着，像葛丽泰·嘉宝，平生最大乐事就是一个人待着。想必她是体味到，当心灵背对人类的时候，要比在水银灯照耀下自如和丰富得多。又如海明威讥讽那些乐于成帮搭伙以壮声威的劣质文人，说他们凑在一起时仿佛是狼，个别的抽出来看看不过是狗。海明威的言词固然尖刻，但他的内心确有一种独立面对世界的傲岸气概。孤独不仅仅是一个人待着，孤独是强者的一种勇气；孤独是热爱生命的一种激情；孤独是灵魂背对着凡俗的诸种诱惑与上苍、与万物的诚挚交流；孤独是想象力最丰沛的泉眼；而海明威的孤独则能创造震惊世界的热闹。（摘自《今日文摘》第3期下作者铁凝）

王安石与美国的农业贷款

　　上世纪初期，一位名叫陈焕章的清朝翰林被选派赴美国留学，并写出了一部《孔门理财学》。在此书中，陈焕章谈到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指出王安石“青苗法”的实质就是农业贷款，它不但把农民从沉重的高利贷负担中解放出来，而且使他们能够在偶遇资金短缺时，不必中断农作，同时还可以起到平抑谷价、保护城市消费者作用。此书在美国影响极大。

   时至上世纪中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到中国访问。这个美国人居然与陪同他到处参观的学者和官员大谈王安石。美国副总统为什么对王安石这么感兴趣呢？原来，在上世纪早中期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之时，美国政府为了挽救国家经济，借鉴了王安石当年的改革措施。

   华莱士认为，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与王安石时代的中国经济形势非常相似：一方面出现农产品过剩，一方面由于美国农业信贷系统本身为垄断集团所把持，一般农民无法取得贷款，土地被地主收回，生计日窘。只有通过政府向人民提供贷款，使农民们尽快找到生计，才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一方面实施农业贷款，一方面收购多余物资和粮食、食品，免费分发给城市人民，不但解决了救荒问题，还保证了粮食等物资价格的稳定，为美国度过经济大萧条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王安石拯救了饥饿的美国农民。这位大改革家的“青苗法”等改革措施，不仅曾让中国人受益，而且曾让美国人民受益。（摘自《政府法制》第2期 作者 严建平）

“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是怎样编入“毛选”的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上撰文说，有一时期，对 “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这一论断是有极大的争议的。当时中宣部的主流观点是认同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的。曾经领导科学卫生处的赵氵风，在学习会上发过言，认为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不仅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音乐中的小提琴和钢琴也是没有阶级性的。赵氵风的论点得到胡乔木和周扬的认同，认为这一问题很值得研究。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时是康生、姚文元等主编的，龚育之参加了编辑工作。在阅读毛泽东文章的过程中，在某个地方居然找到了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自然科学在总体上是没有阶级性的，但自然科学的应用是有阶级性的。龚育之看到后，把这句话编辑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要付印的时候，龚育之给我打电话说：“小何，这段话通过了。但现在千万不要写文章说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也不要响应这段话，如果发生争论，这段话就可能被删掉。这句话一旦印出来以后，成了毛泽东认可的讲法，就谁也不敢删了。”我马上懂了，后来也就没有写文章。

   1975年，在起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胡耀邦到科学院蹲点，有人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的那段话提出疑问：“自然科学是不是上层建筑”？如果自然科学不是上层建筑，派人到“上层建筑机关”实行全面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据就是错的。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思想解放的意义。

虎的命运与酒的“疗效”

　　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的老虎一直让人很揪心，而得知死去老虎的骨头被用来泡酒孝敬领导N年之久，就更痛心了。据报道，动物园一负责人透露，他们从2005年开始泡虎骨酒。这位负责人说，他们泡的虎骨酒一般用来打点上级部门，包括林业、园林、公安等。而《南方日报》的报道则称，该动物园老板曾行贿已落马的前官员慕绥新。

   百度百科里说，虎骨酒壮筋骨，强腰脚，祛风寒。对于老年人和体质虚弱者，既可有治疗功效又可有预防功能，还可用于病后辅助治疗，疗效极好见效快。上级部门的领导们日理万机，正是需要补肝补肾的关键时期。所以，老虎才会不断死掉，最后达11只之多。可惜，从时间上推算，慕绥新应该没喝上虎骨酒。

   《红楼梦》里，贾府的下人“得了”一点上用的东西（诸如玫瑰露、茯苓霜），必要拿出来分赠亲友，以显面子。此一事，古今同理。喝了真虎骨酒的人真有病吗？真就缺这几杯酒祛病强身吗？非也。三杯下肚之后，伴随着酒意上窜的是优越感，对权力欲有良好疗效。毕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普通老百姓就再也买不到著名的“麝香虎骨膏”了。   （摘自3月19日 《北京晚报》作者张丽）

“惯”成的习惯

　　周末的某个下午，我饥不择食地扑进了麦当劳。店里很多人，新进来的一个人站在桌边占座，然后一脸厌恶地大叫，“服务员，快把桌子收了。”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我在快餐店吃完东西，会把托盘里的垃圾丢进垃圾箱。其实我不是个勤快的人，在国外待的时间也不长，我只是脸皮薄，以前在麦当劳吃完东西想走，被提醒过一次之后，就记忆很深刻。后来慢慢养成习惯了。

   可是有一次在北京的麦当劳，我这样做后，一位朋友说：“这是个好习惯，但是你不应该这样做。 ”我问为什么。他说：“你想过没有，原本一个店里需要三名员工负责收拾桌子和拖地板，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做，他可能就只需要一个拖地板的人，另两位员工可能会失业。 ”

   我觉得他说得有点道理。在国外，人工成本太高，不得不采取自助的形式。比如在加油站加油，都是自助的。洗车，也是交5块钱，给你个龙头和刷子，自己刷去。而在中国，因为劳动力极为廉价，把我们都给惯坏了，觉得这些服务都是理所当然的了。   （摘自 《特别关注》第4期作者沈威风）

吴组缃与“狗”

　　北大名教授吴组缃当年给学生上第一堂课的内容是：“现在我给你们两个判断，你们看哪个更正确：一个判断是‘吴组缃是人’，另一个判断是‘吴组缃是狗’。 ”

   同学们都答前一个判断正确，可特立独行的钱理群反诘说：“第一个判断虽正确，但毫无价值。第二个判断尽管错误，但它逼你去想，吴组缃是狗吗？谁骂他是狗？为什么只骂他不骂别人呢？这一想可能就会产生很多可能性。哪怕是错误的判断，但它能给你新的可能性，它也就是有创造性的。 ”   （摘自《杂文选刊》第3期下作者古远清）

实事求是看待民国人物是一种历史进步

　　《北京日报》3月8日刊登杨奎松教授的文章说，近年来，民国人物越来越引人注目，在相当程度上不能不归功于影视及文学作品的传播和帮助。 1980年代以前，大陆年轻读者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基本上只有两类：一类是正面人物，一类是反面人物。孙中山以及张学良、杨虎城等，是那时被视为正面的仅有的几个人了，其他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文艺创作逐渐解禁，越来越多的涉及到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被写入小说、报告文学和电影电视剧本，越来越多陌生的民国人物透过文学或影视的形式呈现在普通读者的面前，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当今，关于民国人物的研究和介绍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变得越来越客观，越来越注意尊重历史事实，也越来越重视从人文的视角看问题，而不是只基于政治分野来做是非善恶的道德评判了。以胡适为例。抗战结束后，胡适反对中共再行武装割据，主张在蒋介石领导下逐步实行宪政。 1949年以后，他公开站在美国和蒋介石一边，反对共产党国家实行“铁幕”政策。 1954年，中共新政权发动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要求所有学者、教师都要与胡适划清界限，并上纲上线全盘否定了胡适的各种学术观点及其学术地位。但最近20多年来，学术界及思想界对胡适的一生做了多方面的考察和研究，几乎众口一词地高度肯定了他的学术成就和思想贡献。有人甚至找出了毛泽东私下里的谈话，来证明为胡适 “恢复名誉”是完全必要的。

   事实上，如同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共历史上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历史功过一样，对民国史上的各派人物也理当同等对待。人各有短长，也各有偏向，但人终究是人，有亲情、有追求，纵使各处于不同的政治分野之中，他们对家人，对民族，却未必没有同样深厚的感情和寄托。今天，我们能对当年可能相互间存在这样或那样恩怨纠葛的民国人物，包括共产党人、国民党人，以及北洋政治圈内的人，一概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恰恰是历史进步的一种表现。

也想留下 “根”

　　那次到北京领一个奖，跟我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是一个来自湖南乡下的老汉。老汉说他七十三岁了，写的一篇文章，得了优秀奖。我心里一惊，心想：这么大的年纪，还有这么强的虚荣心。

   我得的是三等奖。三等奖以上是有奖金的，吃、住、玩都不要钱。三等奖以上的，只有十几人，而优秀奖有数百人。优秀奖一切都要交费，连奖牌也要交钱，合计要交两千多元。“你没来过北京，通过得这个奖，到北京来看一下，也是值得的。 ”我跟老汉说，也是安慰他。

   “不是要给后人留点东西，我哪里会乘了汽车乘火车，千里迢迢的，花这么多钱？”他说。“我们住的那个地方非常闭塞，人们大都很穷，可是刚改革开放不久，我们村子里，有几户人家很快就发起来。发的竟然都是过去被打倒的地主、富农的后代。怪啊，他们家里的底子，早就被掏空了，比别的家庭还要穷些。后来我想明白了，他们的祖辈，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们的家里，埋着一条文化的根。他们的后代，心性和见识就跟别人不一样些。他们只要闻着一点气息，瞅着一点机会，就能立刻行动起来，抢在别人头里发财致富。我为啥要学着写文章？为啥要花几千块钱得这个奖？我也是想给后人留点文化的根。 ”    （摘自《特别关注》第4期作者陈大超）

傅雷的罪证

　　1966年9月2日夜，傅雷给妻兄朱人秀写下了他们夫妇的 “临终安排”。在这遗言中，他交代得细琐而周到，从容而平静。然后，签名、盖章、赴死。

   红卫兵凭什么折磨他达三天四夜？说他“反党”、“变天”的罪证又何在呢？他在遗书开头回答道：“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 ”

   看来，“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这个细节，对于傅雷之死相当重要。笔者曾揣测“褪色的旧画报”可能与美女像有关，与“照镜子”一起形成“罪证”。

   后来，我致信傅雷先生的儿子傅敏求证，傅敏先生的回信，方使我得知以前推测是错误的。他在回信中这样写道：

   来函收悉。关于“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这是我三姨妈，即我妈妈的三姐家搬迁至安庆前，寄存于我们家两个箱子里的东西。父母对他人寄存之物，很尊重主人，从不擅自翻动。抄家时抄出的小镜子，背面有宋美龄的画像，褪色旧画报上有蒋介石的像。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罪证”。不知这个答案是否满意！有问题请来函！匆匆即此！

傅敏2009／08／24

   真相大白了。“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竟然成为“反党”、“变天”的“罪证”，以致连傅雷先生都自认其罪，“百口莫辩”，以死抗争。有蒋介石像，宋美龄像——何况这东西是别人寄放在他家的——就是想“变天”吗？这样的逻辑，也只有在当时非常态的社会中才会发生，而且大家都不自觉地这样认为。   （摘自3月23日 《联合时报》作者 陈占彪）

铁矿石谈判为何屡战屡败 　

　　全球三大矿商咄咄逼人地不断提高铁矿石要价，在过去短短一个月时间里，从要求涨40%一度提高至90%。

　　中国与境外矿山的铁矿石价格谈判，一直是屡战屡败，但是国内的宣传让人感觉是屡败屡战，原因何在？在海外从事过大宗商品矿产收购谈判的张捷对记者表示：“这表面上看是市场供求所致，实质可能是国内外既得利益共同‘做局’。”

　　他从铁矿石谈判各方利益取向和关系入手分析说，外国矿山当然希望涨价；而中国的矿山也希望涨价多赚钱；中国的大型钢铁企业，因为拥有大量的库存和在制品、原材料等等，铁矿石涨价对它们也有好处；再看铁矿石的进口商，从他们早先囤积居奇将大量铁矿石压港就可以知道，他们当然也希望涨价；最后看小钢厂，虽然反对大厂和进口商联合炒作铁矿，但是铁矿石涨价会给全社会钢铁涨价的预期，钢厂日子也会好过。“同时，钢协实际是国内大钢厂的代表，这些代表机构的立场，当然与它们所代表的企业或贸易商的取向一致。”

　　“这种情况下的谈判，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作秀。”在他看来，中国要想赢得铁矿石谈判，就不能只依靠钢铁和外贸部门，“因为那些部门不可能自己‘割掉’自己的利益。铁矿石的谈判，需要钢铁圈外人来主持。尽管会被诟病为‘外行领导内行’，但这实际上是无奈之中的最佳方案”。

（《瞭望》2010年第11期　王健君文）

应按原文出版领袖著作 　

　　60年来，我们整理、出版了大量领袖著作，其中有些著作在出版时没有标明后来对某些内容所作的修改，给研究工作造成了困难甚或误导。

　　试举一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新中国的政体形式。那么，毛泽东何年首次提出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张？长期以来，教授学者几乎一致认定：1940年。所引证的依据均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内《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话：“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

　　然而，数年前，复旦大学“中外政治制度”方向博士生杨建党经研究发现，1952年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或单行本《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原话是：“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国民大会、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直到乡民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大会选举政府。”杨博士还运用其他史料进一步论证了1940年毛泽东尚未形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思想。

　　从现在可以见到的史料判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思想是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这一段话中的“人民代表大会”概念在建国前后各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及单行本《论联合政府》中都是一致的。

　　1952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对其中若干内容进行了修改，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替代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国民大会”、“省民大会”……，

　　从而形成了《毛泽东选集》内《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上述这段话。

　　笔者郑重建议按照原文出版领袖著作。所谓“原文”，即指领袖最早定稿的著述，或最早发表的讲话原稿，这些文字反映了领袖当时的真实思想观点。同时，可在注释中标明领袖后来发展了的思想观点。这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做法，也有利于全面准确地学习、理解领袖思想。（《社会科学报》3．11　浦兴祖文）

甲午战争中被尘封的情节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无论是以前的通史教材，还是而今新课改背景下的专题模块式教材，叙述都不外乎背景、经过、结果、影响几大块，其它一概语焉不详。近读周怡和董文娜发表在2010年第1期《文史知识》上的文章《甲午战争中的英国医生阿瑟·道奥斯卫特》，才知道我这个在中学历史课堂上站了几十年的教书匠是何等的孤陋寡闻。

　　医学传教士阿瑟·道奥斯卫特（1848~1899）于1895年2月在芝罘（烟台）组织了对中国伤兵的救治活动。他专门拜会芝罘将领孙将军，建立了一所红十字医院，院址就是孙将军的私人会客厅。孙将军主动出资为医院购进设备，其他行政长官也慷慨解囊，筹集食物和衣服，差不多万事俱备，一旦战争开始就能马上提供救助。

　　1895年1月20日，日本军队在山东荣成县境内登陆，遭遇到中国军队微弱抵抗之后，长驱直入，向威海卫进军。威海卫保卫战坚持了几天就垮掉了，随后大批伤员和逃兵涌进芝罘。一直到3月底，阿瑟的医院共收治了160位伤员。中国官员和英国商人都为伤员慷慨捐助，妇女们都在忙着做绷带和衣服，一些英国军舰的医生也都上岸做手术。由于有一群芝罘传教士志愿人员的热心帮忙，所有伤员的绷带每天都会换一次，新的包扎物由欧洲社区妇女提供。所有伤员中只有4人去世，2位是在手术后未能度过危险期，2位属于衰竭而死。

　　鉴于阿瑟对中国伤员无私而有效的救助，清光绪帝授予他“帝国双龙勋章”。

　　阿瑟的工作打开了芝罘地方官员的眼界，欧洲外科手术的奇效让他们震惊并钦佩。他们希望阿瑟能够建立一所医校，为军队提供人才。这个学校定名为新男子学校，基础建设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阿瑟找到孙将军，希望能从他的私人石料厂搞到一些石材。孙将军应诺得十分干脆，且言出必行，运送石料的总量超过800吨。新学校需要从上海运来5架特制的横梁，英国运货公司要价昂贵，为节省开支，当地政府的航运公司承担了横梁运输任务，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些许费用。

　　毋庸讳言，甲午战争中也有诸多丑行让人汗颜。战争开始之前，孙将军专门抽调10名士兵，由阿瑟负责将他们训练成为颇具专业素养的担架救护员。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士兵训练结束后，却被指派给一名重要的地方官员作轿夫。

　　无奈之下，阿瑟想办法招募了一支临时救护队，但是由于缺乏专业训练和医护道德教育，威海卫战役打响之后，他们几乎毫无用处。这些担架救护员生性胆怯，拒绝深入战区救护伤员，只是愿意呆在安全的后方医院里打杂。甚至，在一个异常寒冷的夜晚，他们把伤员身上的被子掠走，带到了自己的住处。

　　伤员们说，战斗开始，长官们一个劲地向士兵喊“冲啊，冲啊”，而他们自己却夹起尾巴，掉头躲进掩体里。

　　大批逃兵的涌入，使芝罘周边地区陷入混乱，这些逃亡的士兵成群结队，身陷绝境，无所顾忌，对当地人和欧洲居民进行骚扰和劫掠。

　　一些伤势严重的士兵，爬行着去村里寻找避难所，却被人们扔进海里淹死。

　　上述与甲午战争有关的史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战争既可激发出人们心底的善良，也可释放出人们内心深处邪恶的魔鬼，这一点，甲午战争中的人们都有淋漓尽致的表演。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那个时代、更深入地洞悉人性的善恶大有裨益。（《杂文报》3.12　华夫脱文）

（原文写于22010-03-30 11:25:54 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