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 ”老人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

   这个回答，听起来有点出乎意外。在我们这里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是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其次，是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既对自己有利又不会被发现，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当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例如，梁晓声讲的经历还有“后话”：他回国后，有一次在路口红灯面前停车，但是左右两边都无来车。他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勇往直前”闯红灯，绕过他身边时还冲着他大骂：“（你神经有）毛病！ ”

   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在卷入的道德腐败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中国人自古信天。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小学，毅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为村民修水渠……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我想，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摘自《名人传记》第3期作者何光沪）

美国大学里的“打死也不说”

　　我在美国大学里教书，一边是看似漫无边际的自由，骂骂校长、市长，再骂骂总统，只要骂得有理有据，问题都不大；另一边是细化又细化的禁忌。

   如果有禁忌入门手册，第一条一定是种族歧视，第二条一定是性别歧视。不但教授们在课堂上不能有任何牵涉这两者的言行，这两个禁忌也被一本正经地写在我所有的课程提纲里，因为对学生同样适用。

   不光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禁止同性恋歧视、年龄歧视、阶级歧视、残障歧视等，都写在校规里。冒犯其中一条，无论终身教授还是刚入学的学生，都有被开除的风险。这些禁令并不禁止在课堂上讨论这些话题，而是不能在课堂上有歧视的言行，所以把握难度较高。

   在很多问题上，教授们都要有“打死也不说”的精神。学生的性取向、年龄、智力状况、分数、疾病等，除非他们自愿透露，否则教授们不能告诉其他人半个字。大学生都是成年人，即使他们的父母来问他们的分数，学校也有义务为学生保密。

   与众不同的学生们因此拥有了自由空间：有穷的权利、有老的权利、有病的权利，也有不聪明、考低分、不爱异性的权利。他们不会因此而受到舆论压力，或感觉低人一等。

   （摘自3月5日 《青年参考》作者吴绢）

仪器依赖国外 养肥外国公司 中国科研“跛脚”严重

　　据 《中国青年报》3月8日报道，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越来越多，但它们很多却诞生在外国的仪器设备上。日前，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朱星宣读了一组数字：

   中国每年上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中，60%用于进口设备，其中关键部分属于高新、高价值仪器。一些领域的高端仪器100%依赖进口。每年进口仪器总额几十亿美元，并以每年约30%的速度增加。

   他引用了科技部前副部长刘燕华的一句话：“中国购买科研仪器的热潮不知救活了多少外国公司！ ”由于科研仪器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的科学研究存在严重的“空芯化”现象。

   “现代科技的重大突破越来越依赖于先进的科学仪器。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仪器研发技术，就掌握了科技发展的主动权。 ”朱星说，“但是过去的20年，我国在大部分重大先进装备领域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在关键科学仪器装备方面严重依赖国外技术。中国大量宝贵科研经费用于购买国外昂贵的科学仪器，丧失了自主研发创新性仪器的基础条件。 ”

脑力流失仍是中国经济的软肋

　　《中国新闻周刊》第7期刊登薛涌的文章说，最近，中国留美学生将超过十万的消息成为新闻热点。但是，国内的读者忽视了来自美国的另一则新闻：绝大多数高端的中国留学生，依然是一去不归。

   《纽约时报》引述权威数据揭示：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或工程博士的外国留学生，到2007年仍然留在美国的比例为62%。其中，各国留学生留下来的比例不一。中国的博士有两千多留下，占中国留美博士的92%，比例高居各国第一；印度的博士有六百多留下来，占81%，排在第二位；加拿大的博士有55%留下，排第三。

   中国近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遥遥领先，每年创造了大量的机会。但即使如此，一流的中国留学生还是不回来。而未来产业升级、建设创新型社会，中国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些人。可见，脑力外流，仍然是中国经济的软肋。

不实的代价

　　乍听到“艾尔本”被美国法院判罚巨款的消息，难以置信。“艾尔本”在美国太家喻户晓了。譬如美国本土航班上就时不时有赠品提供，美国的成人包括各年龄段的孩子都喜欢。花花绿绿的促销广告对其效果言之凿凿：“可预防感冒或在细菌环境中保护您免受感染”。

   事情的穿帮据说源于美国一家媒体的某个栏目，因受众对其实际效果提出质疑而进行了迂回调查，结果发现“艾尔本”产品临床试验并非由医生或科学家进行，竟交由两个非专业人士操作。对这种本不是药却声称有治愈感冒功效的营养品，其实两年前便已有消费者状告广告有假，但最终能扳倒这家年销售额高达1亿美元的著名大公司的，还因有“集体诉讼”。集体诉讼由律师采用各种办法将相同的诉求者汇聚，集体提出索赔，节省人力财力且审结效率也快。一般征集到20～30名诉求者美国各州法院即受理集体诉讼，律师往往还会通过邮寄信函甚至公开登报的方式，征集更多的有同样遭遇的诉求者，原本因广告吹得神乎其神而妇孺皆知的“艾尔本”，自然也就因之加盟集体诉讼者甚众，连美国的“公众利益科学中心”等维权机构也参与助阵并免费担任协办律师。

   广告不实的代价在美国无疑是惨重的，“艾尔本”须付出的赔偿金额高达2330万美元。（摘自《新民晚报》作者习慧泽）

放弃留学的理由

　　邹晓晶是清华大学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她作为清华大学唯一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北京第三代电子对撞机的国家重点实验。由于她在实验中的出色表现，美国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为她提供全额奖学金，赴美攻读博士学位。

   于是，邹晓晶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签证。这时，对方要求她提供她所领养的孤儿冬子与她的直系亲属关系的公证，以及冬子在美国的经济担保。邹晓晶反复解释冬子与自己虽不是亲属，但她不能弃冬子于不顾。最终，签证没有办成。

   邹晓晶万般无奈，默默放弃了留学的机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观察员戴维丝女士访问清华大学时，邹晓晶的导师欧阳教授向她解释了邹晓晶未能赴美的原因。

   戴维丝女士惊讶万分，世界上竟有如此这般放弃留学的理由。回去后，戴维丝女士立即给邹晓晶寄来了亲笔签名的为冬子提供的经济担保书和一所华人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戴维丝女士还在信中对邹晓晶说：“是你使我看到了一位中国知识女性的风度、尊严和一颗金子般的心灵。 ”

   邹晓晶终于带着她领养的孤儿冬子，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你给了别人爱的温暖，而别人又把爱的温暖给了你。这就是生活对爱的最高奖赏。

（摘自《政府与法制》第1期作者张佐香）

面子与“悖德”

   1922年11月 13日爱因斯坦访问上海时，曾应著名画家王一亭之邀，到王一亭的家——梓园吃晚饭。

   这是一顿异常丰盛的晚宴。 “在那没完没了的宴 席上，尽是连欧洲人也难以想象的悖德的美味佳肴。 ”（爱因斯坦语）爱因斯坦的夫人爱尔莎甚至惊呼：“光是这些粮食就足够我吃上一年的！ ”爱因斯坦对于如此“奢侈铺张”的招待，在日记中用了 “悖德”两字，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

   查词典，“悖”是违反、违背的意思。“悖德”，便是违背社会道德的意思了。可见，爱因斯坦将“奢侈铺张”，看成是一个违背社会道德的很严重的问题。

   只是，那天出席晚宴的，也有一些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他们对晚宴的“奢侈铺张”，似乎没有任何“不解”，有些人甚至还觉得“很有面子”。   （摘自 《报刊精粹》第3期作者葛昆元）

从GDP成色看民企转型路还长

　　据 《浙江日报》3月3日报道，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近日指出，过去大多将GDP看作一个单纯的数据，其实产业的构成、发展的空间、发展的现状和阶段，以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等等，都可以从GDP中反映出来。

   不少人在谈论，我们国家的GDP将进一步跃居到全球第二，但看到了GDP的数量，关注到了其成色没有？美国的GDP构成是太空产业、航空产业、船舶制造、机械制造、计算机产业、生物技术占很大比重。日本是汽车、电子工业、精密仪器、钢铁、船舶制造、光学、核工业、航天工业占大头。俄罗斯的GDP尽管只有我们现在的一半，但是它凭借机械制造、航空产业、能源等支柱产业优势仍然是世界大国。

   从金融业来讲，美国金融产业要占本土GDP总量的20%，上海、北京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12.2%和14.5%，浙江目前还只占2.9%，浙江高新技术增加值也只占GDP的7.76%。

   从浙江的GDP成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浙江民营企业的“四长四短”：二产长，三产短；制造长，创造短；数量长，结构短；有形市场长，资本市场短。浙江制造业发达，但第三产业、服务业滞后。民企转型新定位就是要落实到高端的、差异性的、特有的和专利的产业上来，要完成这一切，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小说感悟

   一、苦难

   鲁迅《祝福》。对祥林嫂的不幸遭遇，人们起初是同情，一变而为麻木，再变而为厌烦，最后只剩下嘲笑；祥林嫂的痛苦，成了人们取乐的谈资。苦难的重复述说，会麻木人们的神经，甚至会把苦难异化为“娱乐事件”。人，只有亲身经历过苦难，才会对苦难刻骨铭心，没齿不忘；否则，苦难最终只不过是一种“笑料”。苦难之所以有“轮回”，实乃因为人的神经会麻木。尘世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

   二、诱惑

   伏尔泰《查第格》。一场“钓鱼式选拔”：国王想物色一名清廉的税务总监，请查第格帮忙出主意。查第格说，在一条阴暗狭窄的走廊里放满金银珠宝，首先让应聘者们依次通过这条走廊，然后再让他们跳舞。那个舞姿最轻盈的人，就是税务总监的最佳人选，因为偷了金银珠宝的人，是不敢放开手脚跳舞的。果然，在数十名应聘者中，只有一个人迈出了轻盈的舞步，其他人都偷了走廊里的金银珠宝藏在身上，个个舞姿笨拙，丑态百出。——每个人都是江湖里的一条鱼，而江湖里又总是布满了诱饵；与其埋怨诱饵太多，不如反省自己为什么会上钩。

（摘自3月5日《今晚报》作者徐强）

药品当保健品卖危害健康 食品药品管理漏洞亟待弥补

　　据 《新华每日电讯》3月9日报道，中华医学会理事长钟南山近日指出，目前一些媒体用整版、半版的大篇幅刊载大量保健品广告，以虫草、人参等为噱头，向消费者大力推销所谓 “抗疲劳药”，还声称两三个小时内就可以见效，“这实在令人怀疑。于是我就买了一些样品送到广东省药监局检测。 ”

   钟南山说，他送去检测的一款打着虫草旗号的“保健品”中含有磷酸二酯酶5的抑制剂，实际上就是典型的“伟哥”，甚至药效更加强烈；另外一款所谓的保健品中也含有一种抑制剂，其临床副作用还不明了，但其使用量已经超过正常建议标准的近10倍，而这种抑制剂会降低血压、引起心力衰竭甚至死亡；有的号称保健品的减肥药则大量使用泻剂和抑制食欲的药物成分；降糖用品则过量使用降糖成分，会导致病患昏迷；一款广告打得非常响的治疗鼻炎的喷剂，其中含有“扑尔敏”，具有镇定效果，非常不利于高空作业、司机等人群使用，却没有有效提示。

   “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就是钻了食品、药品监管的空子。因为现在是多头管理，谁发证、谁监管，保健品属质检管，流通属于工商管，出了问题再归药监管，怎么能真正管好？ ”钟南山说，食品、药品的监管应当“从源头管起”，建立起全方位的监管机制。

何谓“刘易斯拐点” 　

　　虎年春节之后，一些地方的企业遭遇了“招工难”，“民工荒”与“刘易斯拐点”成为媒体用到最多的词汇。何谓“刘易斯拐点”？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发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

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

　　根据刘易斯的理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其突出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用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发生；但当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经济增长方式将出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这个转换的节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文汇报》3.2　苏勇文）

“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不是一回事 　

　　“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是两个概念、两个范畴，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产物和思想表现。

　　“以民为本”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早已有之。封建统治者中的开明派的“民本思想”是其统治经验较为清醒的总结。中国古人把“民”比喻为“水”，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是为了维护皇权。这种“民本思想”常常是同封建统治者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相结合使用的。在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民”在根本上是归属于被统驭者、被奴役者，并不是拥有平等权利的主人。

　　我们现在讲的“以人为本”则是站在更高的立足点，把“官”与“民”都视作“为本”的平等对象，“民”与“官”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平等的主人，是一种更高境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表述。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具有丰富内涵和科学规定性的“人”，是不能轻率地置换成“民”的。我们党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日报》3.1　薛德震文）

（原文写于2010-03-16 16:58:18 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