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极取义

---科学探险的风雨人生(提纲)：

一、  引言：历史的巧合与必然

二、  “仁义礼智信”与家乡文化传承

三、  从理论性毕业论文到珠峰科学考察

四、  从“天气实习室”到中国登山天气预报

五、  理实交融的科学考察研究道路

六、  从青藏高原走向海洋和南北极

七、  南极中山站建站与中国科学探险协会

八、  从“吃皇粮”到与企业、媒体相结合

九、  从科学考察到科学普及考察

十、  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

十一、  从征服自然到知天知己

十二、  后记：义无反顾

根据上面目录，将分11部分连载，欢迎朋友分享并雅正！

一、 序言：历史的巧合与必然

好些记者问我，“您从小就喜欢探险吗？”

“不是”我肯定地说，“那时，根本就不知道探险二字，整天就知道读书和务农。”

然而，历史可以改变人的道路。我就属于这样的人。

1939年农历冬月29日，我出生在四川大邑县安仁乡。因为冬天出生，我的小名叫“冬冬”。后来父亲给了我字号“旭东”，家里人叫我“冬冬”就慢慢变成了“东东”。反正发音都一样，明白的人知道其中含意，不明白的人仍然不明白。

按照家乡风俗，认为“四岁半启蒙读书最佳”。也许是这个原因吧，我也从四岁半开始读私塾。我读书的学堂就在我家，由我家和二叔家联合请家庭教师在家授课。学习的内容，除了学习算术外，天天几乎都在老师的带领下高声朗读和背诵“三字经”、“四书”、“五经”等，每五天用文言文书写一篇作文，题目大多是关于立志、报国、感恩、孝敬的论述文，也有关于郊游、我的家乡、我的家等散文。当时老师灌输的是“忠孝仁义”，是“唯有读书高”。我朦朦胧胧地知道要像岳飞那样忠于祖国，要像关云长、赵云那样讲义气，要像我父母亲那样孝敬父母、尊敬老师。

说起我父母亲尊敬老师，我特别有体会。从我6岁起，我家聘请了《文彩中学》的高材生王寿彭任家教老师，由我陪同老师居住、生活，每日三餐和王老师一起进餐，非常高兴，因为老师比我家父母亲还吃得好，顿顿饭都必须有猪肉，三菜一汤。而我的家中基本上是五天吃一次猪肉，父母亲也不例外。然而，对于“仁义”的认识并不很清楚，特别是为什么唯有读书高，更是“稀里糊涂”。

1950年初，家乡解放，我参加了安仁中学的初中入学考试，幸运地考取第二批考生的第一名（我姐姐高惠君是第一批考生的第一名）（照片1）。我非常兴奋，因为我要与姐姐同年级进入安仁中学。

然而，家母（照片2、3）不同意，说我年龄还小，这次是让我去尝试一下入学考试，仍然还得去读高小。安仁小学以我的安仁中学入学考试成绩第一名而免考入学读高一年级。按照家教，母命不可违背，我高高兴兴地进入了安仁小学。

照片1作者和姐高惠君1982年在云南见面

照片2作者的母亲杨秀芳

照片3.母亲（后排中）来京与我的两个儿子高峰（前排左）、高原（前排右）等在一起

这次变化，对我是个好的历史机遇。因为，如果我与姐姐同时入学初中，在1956年高中毕业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还没有成立，我要进入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机遇就微乎其微了。

1958年秋，高中毕业。那时，学校不干预学生填写入学考试志愿。我仅仅根据自己在高中的优异成绩，仅仅根据自己喜欢火箭和卫星科学技术，没有考虑自己的家庭出生，冲着钱学森先生的大名，第一志愿报考了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力学系。

高考完毕，我根据自己的考试情况，估计自己六门功课的总成绩当在530分左右（结果相符合），毫无挂念地立即参加温江地区的乒乓球比赛，获得第二名，取得二级运动员证书（照片4、5）。

比赛完毕回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已经到家。打开一看，惊讶了。我并没有被力学系录取，而是被地球物理系录取了。我的一位同年级同学，自己估计考试成绩并不如我，却考取了力学系。我在高兴之余中，也有一点失望。

安仁中学校长陈华钦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照片6），得知我考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别约见了我，热情地祝福我“好好学习”、“为祖国科学技术争光”。临离开时，校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登义，在你填报大学志愿时，我和几位老师都为你捏一把汗啊，你的学习成绩和品行都很好，但我们担心你家庭出身会影响你，当时我曾经想过劝你修改第一志愿……”

照片4.高登义获得1958年度四川温江地区乒乓球比赛第二名奖状

照片5.高登义于1958年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

照片6陈华钦校长（前右）及其夫人（前左）与作者（后左）、汪福勤同学留影

校长语重心长的话让我打消了“失望”感。入学后知道，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招生的计划上报国家晚了，没有赶上全国招生安排。当时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卫一清说服四川省领导，同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从当年四川考生中优先录取。就这样，我在力学系没有录取的情况下，录入了地球物理系。

也许，这就是我的历史机遇吧！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西风气流中基本场的适应与发展过程的若干个例计算”，论文导师是叶笃正研究员（照片7、8）。论文利用K. Hinkelmann 的研究“气象噪音”的方程组，在一定的假定条件下，求解大气高度场、风场随时间变化的解析解，再由傅立叶级数展开计算，当风场（高度场）变化时，高度场（风场）如何适应其变化。一年辛苦的计算，得到四条曲线，后来，由叶笃正、李麦村执笔，在《中国科学》1964年第7期上发表的“A Process of Generation of Nongeostrophic Motion by Gravitational Waves”（由重力波引起的非地转运动产生的过程）论文中采用了两个个例。

照片7叶笃正老师七十五华诞留影

照片8.学生们为叶笃正老师七十五华诞祝寿留影（前排右4、3为叶笃正及其夫人，前排左2为高登义）

按理说，我的毕业论文是非常理论性的，与野外科学考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然而，在1965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珠穆朗玛峰（以下简称珠峰）科学考察计划，在全所一千多人中挑选了我。我要执行的科学考察题目是“珠峰天气气候特征考察研究”。

可以说，没有什么商量和讨论，我就惟命是从地、兴高采烈地参加了1966年的珠峰登山科学考察。由于某些历史原因，此次科学考察定为“绝密级”。

记者们根据我的非常不入流的家庭出身，曾经不止一次地问我“为什么选择了你？”我至今也不清楚，领导也从来没有给我说明过。

我想，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巧合和必然吧！因为我在这条科学考察研究道路上循序渐进地一直走到了今天。

这本书，我与出版社商量，取名为“登极取义”，用意有二。其一，极者，地球三极也，即，地球最南端的南极、地球最北端的北极和地球最高端的高极—青藏高原；我有幸首先完成了地球三极的科学考察，曰登极也。其二，“取义”出自《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舍生取义之本意是，为了正义事业不怕牺牲，去求得正义。我在这里主要是指，为了我国科学研究事业，服从国家需要，不畏艰难险阻，多次去条件特殊困难的地球三极科学探秘考察，求取科学的真谛。

此外，“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还与我真有一些渊源，除了我曾经20多次赴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外。众所周知，1980年之前，世界上的科学界只认识到地球有两极，那就是南极和北极。那么，世界科学家什么时候才认识到地球有“三极”呢？

1980年5月，我国在北京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科学讨论会，讨论会的题目是“北京国际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我国邀请了当时世界上知名的科学家80名和我国一直从事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的科学家160名，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了8天的科学讨论。邓小平同志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与科学讨论会全体代表合影留念（照片9）。我是我国大气物理学组的代表并兼该组的学术秘书，协助组长叶笃正教授工作（照片10）。讨论会一共8天，前七天是分组讨论。在分组讨论会中，中国大气物理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分别举出不同的证据，说明“青藏高原不仅仅是地球上最高大的高原，而且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议将青藏高原视为地球最高极—第三极，与地球南极、北极一起合称“地球三极”，研究地球三极对于全球气候环境变化影响。我国科学家的这个观点在分组会上已经得到了与会科学家的赞同。第八天是大会发言，中国和外国科学家各有两名，我国知名鸟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在叫院士）郑作新先生和我在大会上发了言。我在征得大会主席团领导同意后，发表了关于“青藏高原是地球第三极—最高极”的观点，列举了青藏高原对于地球气候环境变化重大影响的四点事实，得到了与会科学家的赞同。

照片9.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与《北京国际青藏高原讨论会》代表合影（前排左7邓小平、第三批右5叶笃正、第五排左3高登义）

照片10.出席“北京国际1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大气物理学科国内外代表合影（前排右5叶笃正、后排左4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E.R.Reiter教授、前排右1高登义）

之后，我国科学家出版的关于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的十余本专著中，也在序言上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自此，“青藏高原是地球第三极”的观点日益为世界上地学与生物学界的科学家认可。

我当时负责陪同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大气物理学家E.R.Reiter 教授，外国科学家当中，唯有他带来了一次成像的照相机，非常引入瞩目。我们在中尼边境合影的照片就是一次成像相机拍照的（照片11）。

照片11.由Reiter 教授的一次成像机在中尼边境拍摄的照片（前排左起，高登义、石小媛，后排左起Reiter 教授和夫人及司机）

记得是国家宴请全体与会代表之前，邓小平同志由方毅副总理陪同分别会见了与会代表，一起聊天、合影。当邓小平与方毅走近我们时，Reiter 教授问我：“我可以给邓总量照相吗？”我不假思索地答：“当然可以”。我陪同Reiter教授走近小平同志，他大胆地问：“我可以为您照相吗？”并特别强调“立等可取”。我发觉两位领导突然有惊喜的表情，Reiter 教授立刻为小平同志拍摄成像一张，并恭敬地送给小平同志。然后，立刻再为小平同志拍照第二张，并请小平同志在第二张照片上签名。我看见小平同志挥笔提名“邓小平”，邓是用的繁体字“鄧”，龙飞凤舞，真是潇洒！这张照片被Reiter 教授一直珍藏。

令我幸运的是，我“沾光”了：拍照完毕后，小平和方毅同志礼貌地与Reiter 教授握手告别，当然，也与我握手了。

在会议期间，国外的八十名科学家点名邀请了出席讨论会的中国科学家赴国外合作研究，我和其他50多位中国科学家代表就是在此次讨论会中或其后先后被邀请去外国合作研究青藏高原的。例如，孙鸿烈和我都是被邀请于1981年到美国科罗拉多州科学研究机构工作（照片12～15）。我的合作研究题目是“落基山脉和青藏高原气象学”，合作者是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大气科学系主任E.R.Reiter 教授。在一年合作研究期间，我在美国第二届山地气象学会议上报告并发表了“珠峰中小尺度系统和背风波考察研究” （Explorative Studies of Meso-and Microscale Systems and Lee Waves Over Qomolangma Feng (Mount Everest)论文，在美国《天气月刊》1982年总110期上与E.R.Reiter 教授合作发表了论文“春季青藏高原加热与南亚高压移动”（Heating of the Tibet Plateau and Movements of the South Asian High During Spring）。

照片12.高登义与孙鸿烈（右）于1981年在美国野外宿营

照片13.高登义与孙鸿烈（左）在美国盐湖城

照片14. 高登义（右1）与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E.R.Reiter教授（右2）一家留影

照片15.高登义于美国黄石公园留影（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