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打牌的游戏规则，就没有打牌的游戏，也就无所谓打牌的技巧，更不存在牌技的提高；

有打牌的游戏规则从而有打牌的游戏，但如果玩牌者容许玩伴不守规则的情况经常发生，对违规者宽待以忍、以容，而非要么将违规者逐出牌局，要么宣布散伙而另找一些玩伴重开一局，它就不成其为玩牌，只是聊借胡乱打牌来互相取乐以打发时光的玩闹罢了，在这种玩闹性打牌游戏中，无人会在乎打牌本身，自然也不存在竞技性玩牌中为互相争胜而提高牌技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其实是极善于创新的，但这不是在同守公共规则前提下所进行的公益性创新，而是在逃避或超越公共规则的自利性创新，其所以长于后一种创新，而拙于前一种创新，是因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在思维领域，还是在行为领域，彼此都缺乏公共规则意识，即使形式上有某种公共规则的存在，他们通常也不是在思考怎样保证彼此都共守其公则以利于提高群体活动（包括思考与行动）的效率与效果问题，而是在思考怎样绕开其公则的窍门和在违规情况下怎样逃避惩罚的法门，因其如此，老子才有“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的感叹！

老子所谓“以其智多”的“智”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意义上的“对策之智”，这种“对策之智”不是从事公益性创新所必需的德性与理性之智，而是从事自利性创新所必需的投机取巧之智。在一个民众普遍富于“对策之智”以至于几乎个个堪称为逃避规则的“智多星”群体中，思维领域的公共规则（逻辑）和行为领域的公共规则（公德和法律），是既难想象会建立起来，更难想象会发展和完善起来。在既无适用于思维游戏的公共规则，也无适用于行为游戏的公共规则的情况下，除了大家在一起瞎胡闹的玩闹性游戏以外，是无法想象会有同守公共规则的竞技性思维游戏和竞技性行为游戏的存在的，从而也无法想象会出现为互相争胜而学习和掌握其游戏规则，以便在其规则允许范围内努力提高参与竞技性游戏的技能技巧的情形。

老子是洞察到了当时社会“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的症结所在的，他清楚地意识到在一个人人富于“对策之智”的“智慧”国度中，任何社会性的游戏都是玩不起来的，就是玩起来也不过是一场玩闹，与其瞎胡闹，倒不如大家散伙，让天下人回归自然，都各自玩自己的把戏，在“小国寡民”里，他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反正他们也是“至老死不相往来”，怎么玩都不会彼此互相影响，何况这样的社会，既符合“道法自然”的原则，原来治民的统治者还可尽情享受“我无事”的静乐呢！

面对由一般“智多星”构成的“玩闹”性社会，老子是无可奈何，只能想出一个让大家散伙的消极办法——以无解为解而美其名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之法。孔子倒是想出了一个看似积极的解决办法——以“礼”来约束人、以“仁”来教化人的名教之法，但由于“礼”是宗法等级制度规则，相应地“仁者爱人”之“爱”也是“爱有差等”和“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自私感情，按照这种看似“公理”实为“家法”或“家规”的“礼”来治理国家，其情况其实并不比老子的“小国寡民”好多少，人们也只是能在家族内部各家玩各家的游戏，整个天下还是缺乏对一切人一视同仁的公共规则。

以儒为主、以道为辅的中国文化一直传承至今，在这种传统文化熏陶和影响之下，中国人玩游戏的方式，通常是“爱有差等”和“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地各家玩各家的游戏，如果连“私家游戏”都玩不下去（因父不慈或子不孝之故），就树倒猢狲散地在家庭之外结党营私，仗着“哥们义气”而玩起“依义行事”的“哥们游戏”，或者干脆按“道法自然”的玩法，各人独自玩自己的“逍遥游”式的“自我游戏”。无论是何种情况，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都各有一套玩法，彼此都不清楚别人的“出牌规则”，不知道别人是按什么规则在思考和行动，于是常不免乎有“人心隔肚皮”、“人心难测”、“人心难料”之类的感叹。在这种情况下，诸如文字形式的国法、口头形式的公德之类的公共规则只是拿得上台盘的“明规则”，人们实际奉行的却是各自的“家训”（按：如今中国普遍都没有什么“家规”，充其量只有父母的训导）、“帮规”（哥们小集团内部的义气性私规）或自己的“天地良知”或“天赋禀性”——总名之曰“潜规则”。

在名义公用“明规则”而实际私用“潜规则”的社会群体里，有什么人能够创造出让别人也都能理解和认同的公共精神产品（有逻辑形式的思维成果）进而可以转化成可以被人们依法共享的新的物资产品或劳务产品来呢？

人生如玩游戏，创新如玩牌技。懂得什么是玩游戏，懂得在怎样的牌局环境中才能将自己的牌技玩到上乘境界，或许就能知道创新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