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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朴文美的吴文化

已有 7048 次阅读 2007-3-17 10:51 |个人分类:人文之思|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人朴文美的吴文化

——论吴文化的主要特色及优良传统

【提要】吴文化是与吴越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种中国地方性文化。其区域大致相当于现今吴语流行地区,主要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省苏、锡、常三市;其时代自春秋至今,以晋为界分前后二期,晋代以前为前期,晋代至今为后期。其特征是:前期尚武,与吴越文化重合;后期崇文,以“人朴文美”为内涵。“人朴”主要体现在吴人从行为到思维一向都循规蹈矩;“文美”主要体现在吴地艺术的“精巧”,集中表现了吴人性格的细腻。前者是吴文化的主要特色,是吴人长期受儒家“礼教”熏陶的结果,它使得吴人极易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而与时偕进,理当加以继承和发扬。

一、吴文化的概念

吴文化是中国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中国文化按其时代性可以划分为古代文化(夏朝至清朝)、近代文化(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现代文化(1919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当代文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按其地域性则可区分为西域文化、甘陕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吴文化是与吴越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种中国地方性文化。

在中国,对吴越文化的研究起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但是,在很长时间里,吴越文化研究一直是被当作中国考古学的一项内容来进行的。关于考古学意义上的吴越文化,一种意见认为,它是指具有段石锛和几何印陶为共同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其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和安徽省的长江两岸,以及江西省的赣江两岸,在湖南、湖北也有这类遗址和遗物的发现。另一种意见认为,考古学意义上的吴越文化是指以浙江、苏南或太湖周围及钱塘江流域为主的文化。就吴越文化的地域概念而言,我同意后一种意见。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化并不是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作为历史的具体内容的文化。所以,就吴越文化的时代概念而言,它并不限于新石器时期,更包括上古时期和中古前期(晋代以前)。

从泰伯、无余分别建立吴国和越国,直到晋代,吴、越两国文化传统大抵相同——《吕氏春秋·知化篇》记伍子胥之言曰:“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越绝书》亦有“吴、越为邻,同俗并土”的记载;《隋书·地理志》也提及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皆同。因此,可以合称其为“吴越文化”。从晋代开始,吴越文化逐渐分化,形成各具特色的吴文化与越文化。

吴文化之“吴”字作为地名、国号,首见于《春秋左传》宣公八年条。据专家考证,“吴”字原写作“  ”,“  ”是一种鱼,周代以前在太湖流域曾生活着一个以擅长于捕捉鯱鱼闻名的部族,该部族以“  ”为族徽(图腾),其部族首领则被称作“工  王”或“攻  王”。在中国古文中,鯱、五、鱼、吴四字为同音字,皆读ng音(至今苏州方言五、鱼、吴仍皆读ng音),所以后来作为地名和王号的“  ”就也被写作“吴”。[1]司马迁《史记·吴泰伯世家》有如是记载:“吴泰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从此“吴”字一直为后人所认同、使用,相沿至今。

《史记》所谓“泰伯之奔荆蛮”,“荆蛮”系指当时楚、越交界之处的一个地方,位于今无锡之梅里。泰伯卒,无子,其弟仲雍立。仲雍之后十七代至寿梦,其国强大,遂称王。至寿梦长子诸樊为王时,乃迁都至今苏州市境内。诸樊之子光(即吴王阖闾),委派伍子胥(?—前484)建筑阖闾城作为都城,此城又曰“吴大城”,即今苏州城最早的前身。其时吴国据有今江苏省淮河以南地区及今浙江省之嘉兴、湖州等地。秦统一中国后,在江南设置会稽郡,其范围大致包括今江苏省之东部、浙江省之西部,郡治在吴县(即今苏州城区)。东汉时,分割原会稽郡设置吴郡,以吴县为郡治(新的会稽郡以绍兴为郡治),其范围包括今上海市及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至隋朝始设置苏州。唐朝白居易任苏州太守时(唐宝历初年;公元825年),苏州有“七县十万户”[2]——“七县”即吴、嘉兴、昆山、常熟、长洲、海盐、华亭。宋代,苏州升格为平江府,元为平江路,其范围与今苏州市大致相当。明朝初年,复改平江路为苏州府,辖太仓州和吴、长洲、吴江、昆山、常熟、嘉定、崇明七县,其范围相当于今上海市及江苏省之苏州市。清朝沿袭明制。中华民国时废除苏州府。

据上所述,吴文化的地域概念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其覆盖范围大致相当于现今吴语流行地区,主要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省苏、锡、常三市。从时代概念来说,吴文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吴文化与吴越文化重合,即吴文化与越文化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第二阶段,自晋代至清代,是为吴文化相对独立发展时期;第三阶段,即近代以来,是为吴文化与中国其他各地文化相互交融时期。第一阶段为吴文化发展前期;第二、第三阶段为吴文化发展后期。

二、尚武:吴文化之早期特征

自泰伯建立吴国,历五代而武王伐纣,殷亡而周兴。吴王寿梦时,吴国开始与中原国家交往,有名申公巫臣者(原为楚国大夫,后投奔晋)自晋适吴,教吴人用兵乘车,自此以后,吴国不仅有比较强大的水军,更逐渐建成了强大的陆军。随着军事力量的日益强大,吴国开始对外扩张。至春秋吴王阖闾时,吴国俨然成为中国东南一霸。

吴国军事力量强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吴国的兵器名扬天下。历史上传说的许多名剑,大都出自吴国,如越王勾践的“纯钩剑”,吴王阖闾的“鱼肠剑”、“扁诸剑”等等。在历史上“干将铸剑”的故事就发生吴王阖闾时代。干将是吴人,是当时著名的炼铁名手,杰出的铸剑匠师。传说阖闾曾命令干将为他炼铸两把宝剑。干将遂携妻子莫邪等人上山采集精良铁矿石和其他原料,升火炼铸。结果炼铸了三个月,矿石却仍不熔化,莫邪遂剪下自己的头发和指甲抛入炉内,并请来三百青年男女鼓风装炭,终于使矿石熔化,并铸成了两把极其锋利的宝剑:一把叫“干将”,另一把叫“莫邪”。吴国的精良兵器还流入中原地区。1976年河南辉县出土了“吴王夫差剑”(夫差是阖闾之子),其剑虽已锈蚀断裂,且剑首残破,剑锷仍很犀利。

吴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与吴王励精图治、广纳人才分不开。被称为中国“兵家圣典”的《孙子》一书的作者孙武,就是经伍子胥的推荐为吴王阖闾所任用的。孙武是齐国人,为齐国田完后裔,出身于军事强国的军事世家,其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被赐姓孙。后来孙武因齐国内乱而投奔吴国。吴王阖闾看了孙武所著兵书,遂任其为主将。《史记》孙武列传载云,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后来吴国被越王勾践所灭,但是,吴人尚武的习俗却保留了很久。据《汉书·地理志》载:“吴粤(越)之君皆好战,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起家于江东的孙吴便是当时群雄之一。孙吴的始祖是孙坚(151191),孙坚死后由其长子孙策(175200)继位。东汉兴平二年(195年),孙策据有江东五郡,而以吴郡为其根据地。后来孙策逐渐统一了江南,建立了孙吴政权。此后苏州作为孙吴的都城长达12年之久。孙策死后,其弟孙权(182252)继立。孙权之母夫人是吴人,其文臣武将也多为吴人,其中陆逊(183245)尤为著名。陆逊有部曲数千人,二十一岁任孙权的幕僚,后来逐渐在军事上崭露头角,成为孙吴后期最重要的一位军事战略家。陆逊死后葬吴县陆墓。

三、崇文:吴文化之后期特征

吴人尚武的习俗一直相沿至晋代,西晋左思(约250—约305)《吴都赋》中还提到吴地“士有陷坚之锐”。当时吴郡尚有以义兴周氏、吴兴沈氏为代表的“武力豪宗”,拥有强大的部曲、家丁。我周家始祖周处(240299)及其子孙周玘、周札、周懋等均为当时著名武将。周家作为汉魏以来的一个军事世家,从东晋大将军王敦叛乱以后才衰落下来。据我周氏家谱记载: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正月,大将军王敦以除君侧之恶为名,在武昌(今湖北鄂城)举兵,三月,兵临石头城,守将周札开城任其入驻。元帝封王敦为丞相,封周札为光禄勋,寻升尚书,再迁右将军,后任会稽(浙江绍兴)内史。是时,义兴周氏—门五侯,其家道之昌隆,在江南无与伦比。王敦惧其家势强大,深忌之。时有钱凤者亦以周家强盛而欲除之,因向王敦献计。王敦乃暗中指使卢江太守李恒状告周札及其子侄与道士李晓图谋不轨,自太宁二年(324)正月起,先将提任王敦谘议参军的周筵、周崧就营中斩首,继派参军贺鸾将周札的侄儿尽数捕杀,再遣兵袭击周札。周札因事先不知情,及至兵来,乃率领部下数百人仓促抵御,寡不敌众,部下纷纷逃遁,周札终于被杀。周家从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到了我家第六代祖宗周穆,他痛感于周札等被王敦诬陷杀害之惨剧,遂立家训,要求自己的子孙从此不求显贵闻达,安心耕织,修身养性,读书尽孝。

自周家衰落,吴郡“武力豪宗”只剩沈氏一族。而沈氏家族由于内部不和,也难成气候。南朝以后,沈家也开始由“武力豪宗”向“文化士族”转化,出现了沈约(441513;南朝文学家,中国“二十四史”之一《宋书》的作者,另著有《四声谱》、《齐纪》、《沈约集》等)等文化名人。

据《吴郡志·人物》记载,两晋南朝三百余年中,吴郡共有名人89人,其中顾、陆、朱、张四姓72人,占81%89人中文士(含文武兼备者)83人,占93%,表明这期间吴郡士族已变成名副其实的“文化士族”。

唐朝时,著名诗人韦应物(737786)、白居易772846、刘禹锡772842都先后出任苏州太守;而如李绅772846、罗隐833909、陆龟蒙(?—约881等诗人则都出生在苏州。由此多少也可以看出当时苏州人崇文的气息。

白居易任苏州太守时,苏州已成为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白居易曾有诗句讲到(苏州)“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他觉得当时苏州的繁荣仅次于都城长安而已。至于宋代,民间已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传说。据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谚语,是从北宋时开封地方的一句俗话“苏杭百事繁度,地上天宫”转化而来。范成大(11261193;南宋平江人,与陆游、杨万里并称南宋三大诗人)的《吴郡志》则记载为“谚曰:天上天宫,地下苏杭。”《水浒全传》第140回中对苏、杭则有如是描述:“……从来江山秀丽,人物奢华,所以相传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说法虽然有异,但意思是相同的,都说明了苏、杭在宋代时即有“天堂”之美誉。北宋中期人范仲淹(9891052)说:“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3]。北宋晚期人赵霖说:“天下之地,膏腴莫美于水田。水田利倍,莫盛于平江。”[4]北宋末年已盛传“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到了南宋更广泛流传“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所谓“苏常”即苏州、常州;“苏湖”即苏州、湖州。这些传说表明了太湖流域特别是吴地的农业经济在当时中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表明了北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和事实。北宋后期,由于金兵南侵,宋都城汴京(开封)被劫掠蹂躏得不像样子,宋朝统治者出于偏安避敌的考虑,把都城迁至江南临安(杭州),北方人民亦随之大量南迁,其中山东、河南籍人民迁居苏州,同时也输入了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原本就比较繁荣的江南经济。明清时期,江南依旧是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这里的经济优势一直保持到晚清太平天国战争。与江南较发达的经济基础相应,这里的文化也是全中国最发达的。

就吴文化之后期特征而言,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人朴文美”。“人朴”是指吴人为人老实,这主要体现在吴人从行为到思维一向都循规蹈矩;“文美”是指吴人做事精巧,这主要体现在吴人非凡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成就上。

(一)人朴

吴人循规蹈矩的行为方式最明显、最突出表现在其政治生活中。六朝以降,吴地罕出如三国江东孙坚、孙策父子那样的“乱世英雄”,更少爆发像东晋吴会间孙恩、卢循起义那样的群体性革命行为。自隋朝创设科举制度以后,吴人在政治上的追求,一般都遵循科举制度行事,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来达到从政做官的目的。这在宋代以后更其明显而突出。根据文献资料,自北宋端拱元年至南宋绍定二年止,历时240年,苏州共出了448名进士。从南宋建炎二年至嘉定四年,历时83年,苏州共出了462个文武进士。明、清两代全国共有状元204人,其中苏州35人,占17%,居全国之首。[5]

吴人在政治上一向循规蹈矩的行为方式,逐渐内化为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学术上,就是崇尚实证之学。发端于明清之际而极盛于清乾嘉时代的考据学(又称朴学),在吴地尤为盛行,清代考据学中最著名两个派别为“吴派”和“皖派”,其中“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吴地学者,而整个清代考据学的开山祖则是苏州昆山学者顾炎武(16131682)。以重实证为本质特征的考据学的思维方式,说到底是一种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考据学之所以在吴地特别盛行,是与吴人传统的循规蹈矩的行为方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20世纪初中国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原本遵循科举制度行事的吴人,依然崇尚读书,不过不再是走读书做官之路,而是转而追求科学事业的成功了。1986年我国新选出的由著名科学家组成的第三届科协理事共279人,其中江苏人有54人,接近于总数的20%,而该年江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其科协理事席位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居于各省(市)之首,其中绝大部分理事是来自吴文化区域。到2000年为止,全国共有院士1460人,其中苏州籍院士83人,占5.7%,按院士与总人口的密度比来说,苏州的院士密度居全国之首,是全国平均密度的35倍!

20世纪以来吴人在科技领域的成就在全国名列前茅,是与吴人传统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有着内在联系的,因为科学在本质上乃是一种实证行为和逻辑思维,这是一种严格的循规蹈矩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二)文美

做事精巧的吴人有其独特的艺术追求和非凡的艺术成就,最明显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艺美术

苏州的工艺美术,巧夺天工,名驰中外。其门类品种,琳琅满目,不胜枚举。其中最负盛名者有苏绣(特点是“平、光、齐、匀、和、顺、细、密”,与湖南的湘绣和上海的顾绣齐名,在苏州有1700多年的历史)、缂丝(一种丝织工艺,它以生丝作经线,以各种颜色的熟丝作纬线,采用“通经断纬”的手工艺,在丝经上编织出美丽的山水、花鸟、人物等图案,是为丝织与绘画艺术的结合)、苏裱(装帧书画的一种技艺,特点是选料精良,配色文雅,装制熨贴,整旧得法,形式多样,裱工精佳)、玉雕、扇子(主要品种有绢宫扇、摺扇和檀香扇)、桃花坞木刻年画、灯彩(基于苏州元宵赏灯风俗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纸扎彩灯工艺)、虎丘泥塑等。

2、昆曲艺术

昆曲是中国古老的剧种之一,发源于元末明初苏州昆山一带的一种民间土腔,后经明代嘉靖、隆庆间的戏曲家魏良辅(江西豫章人,寄居江苏太仓)的创新和改革,发展成为一种高雅的戏曲艺术,如今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口头文化遗产。据专家介绍,昆曲的艺术特色可概括为“慢”(节奏缓慢,轻柔婉转)、“小”(最适于在家宅厅堂或花园亭榭上演唱)、“细”(演技精细)、“软”(用吴侬软语歌唱)、“雅”(具有高雅、文雅和清雅的风韵)。[6]昆曲的艺术特色是与吴地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特色密切相关的。正是这里的水赋予了昆曲艺术以独特的阴柔之美,从而形成了其特殊的艺术风韵。

3、园林艺术

苏州园林驰名中外,前人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之称。苏州园林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时代,吴王阖闾所造的姑苏台是苏州最早的皇家花园。至汉代吴王刘濞(前215—前154),又效法皇宫御苑,在苏州建造了长洲茂苑。东晋顾避疆所筑避疆园,则是苏州自有私家园林以来最负盛名的一个私家园林,当时号称吴中第一。五代时,吴越王所建南园,是当时苏州规模最为宏大的园林。宋代苏州园林更多,如苏舜卿所筑的沧浪亭、蒋希鲁所筑的隐圃,另有姚淳、戴顒等人所筑的园林。元代苏州园林中最有名的是狮子林。明清时期,苏州私家园林最为繁盛,明代271处,清代有130处。

苏州园林是中国私家园林的代表,以精巧素雅、如诗如画饮誉中外,其中最典型者如拙政园、留园等,实际上是一幅立体的人类居室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的中国文人画,体现了中国文人追求天人合一的美学意境。

作为吴文化之精华的苏州艺术,其最显著的特色就是“精巧”。“精”反映了吴人思维的精细;“巧”反映了吴人行为的灵敏。而苏州艺术“精巧”的特点,则集中表现了吴人性格的细腻。这种细腻的性格既是优点,又是缺点。其优点是处事精明周到,待人体贴入微。处事精明周到,则给人以可靠之感;待人体贴入微,则给人以温暖之感。缺点是心胸较窄,器局较小。心胸窄,则难以容人,故六朝以来苏州人中鲜见政治大家;器局小,则难成大事,故近代以来苏州人中罕有实业大家。

四、吴文化后期特征之成因

六朝以来逐渐形成、宋代以后更得以日益强化的吴人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其实是吴人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结果。

儒家文化的基本要素是“礼”与“仁”,其二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但是“礼”与“仁”又各有其特点,其最显著的差异在于“礼”主“外”而“仁”主“内”,即“礼”是制约人之视、听、言、动的外在规范,“仁”是约束人心(思想、观念)的内在规范。按孔子“不学礼,无以立”、“克己复礼为仁”的观点,“成仁”必先“学礼”。“学礼”是学者逐渐学会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视、听、言、动的过程,这是一个由对“礼”的不自觉到自觉、不自由到自由的发展过程,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则是其最高境界,亦即对“礼”的自觉自由境界,臻此境界便是所谓“成仁”,即不再是消极被动地强迫自己适应“礼”,而是能够自觉自愿地主动要求自己服从“礼”。换言之,“成仁”的意义就在于以“礼”自律。在孔子看来,“为仁”的过程是“礼”对于“为仁”者由他律性的行为规范转变为自律性的行为规范的过程。从伦理道德的修养规律来看,孔子这个思想是合理的。

汉唐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乱世时代除外),统治者以儒家文化来教化天下,总的说来是比较重视“礼教”的。由于“礼教”长期的作用(影响与熏陶),逐渐养成了汉唐人相对严格的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从“汉赋”、“唐诗”即可见一斑:“汉赋”、“唐诗”在艺术上最显著的共同点,莫过于其极重形式上的工正。这恰是汉唐人思维上循规蹈矩最明显的表征!

但是,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出现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统治者的教化方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理学当然仍属于儒家文化范畴,但是它作为“新儒学”,其最明显区别于以往儒学之处在于其重“仁”而轻“礼”——“就三礼学本身的发展而言,经过汉唐的兴盛,由宋以降渐趋衰微”[7]就是明证。受其影响,统治者在教化方式上则越来越不重视“礼教”,而是越来越主要以理学作为工具来教化天下了。明代推行“八股”考试后几乎只准许举子们学习朱熹的《四书集注》,这标志着理学之教的极盛与“礼教”的没落。由于作为统治者教化工具的理学特重内心天理良知的自觉而轻视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礼”对人的约束作用,如此违背“由他律至自律”的伦理道德修养规律,遂使伦理道德教化越来越流于空洞的形式,由此导致社会伦理道德每况愈下,最终招致明朝的败亡,所谓“士大夫之耻谓之国耻”(顾炎武语)也。

不过,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是理学盛行的时代,吴地毕竟不是理学流行的中心地区,吴人受理学影响相对较小。理学在北宋时期形成并获初步发展。理学开山祖周敦颐(10171073)是道州(今湖南道县)人,曾历任州县地方官吏,晚年在庐山莲花峰下建濂溪书堂讲学,故也称“濂溪先生”。周敦颐本人著作并不多,其主要者仅有《太极图说》、《通书》,外加若干诗文而已,他在当时学术界影响甚微,只是后来得到朱熹等人的吹嘘,他才在理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理学主要奠基人张载(10201077)是凤翔眉县横渠镇(今陕西眉县横渠乡)人,故人称“张横渠”。张载是理学史四大学派之一“关学”的开创者,其学术影响在当时主要限于关中地区。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则是河南(今汉阳)人。二程是理学史上最重要的学派之一“洛学”的开创者,其学术影响在当时主要限于中原地区。南宋时理学进一步发展,并集大成于朱熹(11301200)。朱熹是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建州尤溪(今属福建),他的学派后人称为“闽学”,为理学史上最重要的学派之一。与朱熹同时而与朱熹齐名的著名理学家陆九渊(11391192)是江西抚州金溪人。朱、陆的学术影响在当时主要在江西、福建。理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即发生在江西铅山之鹅湖。到了元朝,朱学才传入北方。明朝建立后,朱学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到明朝中期心学崛起,并至王守仁(14721528)集其大成。王守仁是浙江余姚人。王死后,其弟子曾遍于天下,黄宗羲所编《明儒学案》将王门后学按地域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东林、蕺山等几大支系,它们分布于北直、南直、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贵州、四川,山东、河南、陕西等明代大部分行政区。

从宋明理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吴文化区域始终都处在理学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影响的边缘。吴人受理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朱元璋即帝位后,诏令天下以朱熹的《四书集注》和“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命题的范围。应试只能按着朱熹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所作的注释进行答对,不能根据自己的见解有所发挥。于是,读书人除了朱熹所注的“四书”和宋元人所注的“五经”以外,几乎一书不读。吴人既热衷于科举,当然会受到程朱理学思想的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非常有限,因为士子们读《四书集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试,这种应试性的学习充其量不过能学到理学的一点皮毛,理学的真思想根本不能深入学子之心。故宋明时期吴人的文化心理依然主要是汉唐人的心理。

事实上,明代末期兴起的反理学的实学思潮,是以吴文化区域为重镇的,实际是由东林党开其端,至复社而蔚然成风。复社是由太仓人张溥(16021641)于崇祯二年(1629统一各地的文社而成立的一个民间社团组织,以“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8]为己任,其成立大会是在吴江的尹山召开的。张溥在会上申明复社宗旨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才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务为有用,因名复社。”[9]所谓“兴复古学,将使异日务为有用”,是包含着“振起东林之绪”的意义的。如果说“兴复古学”是复社的学术宗旨的话,那末,“振起东林之绪”则是复社的政治目标,亦即张溥所谓“异日有用”所欲实现的“古学”之致用目的。复社的活动其实是在“兴复古学”的外衣下,继承东林党的未竟事业,继续开展社会的改良运动。据崇祯年间南京提督学政御史倪元珙就复社的活动情况向明思宗所上的奏疏称,复社“诸生诵法孔子,引其徒谭经讲学,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贤良……”[10]。足见,复社所要“兴复”的“古学”,就是经学[11]。故张溥在其所作“复社盟词”中,要求其社中成员“毋读非圣书”[12],应该一心只读“圣书”(儒家经典);而读书通经则是为了“将使异日务为有用”。由是观之,复社“兴复古学”的学术意义是在提倡通经致用之学。明末的学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复社“兴复古学”的运动而逐渐由虚转实的。顾炎武的实学及由其开创的清代吴中朴学的兴盛,表明吴人相对其它地区的人受理学的影响确实较浅,更表明吴人较诸其它地区的人更多继承了汉唐人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明清交替之际突出表现为吴人特重名节,在清兵下江南时涌现出大量宁死不屈的爱国义士,著名者诸如江阴的黄毓祺、苏州的杨廷枢、长洲的刘曙、昆山的朱集璜、吴江的吴昜、嘉定的侯岐曾、黄淳耀、华亭的夏允彝、夏完淳、陈子龙、李待问、贵池的吴应祺、宣城的麻三衡、嘉善的钱棅等。当时,江阴、昆山、嘉定等地都曾发生过可歌可泣的抗清起义,爆发于吴文化区域的这类自发的反清斗争的规模之宏大及其程度之激烈皆远非其它地区可比,由此反映出吴人较多地保留了守“礼”重名节的汉唐遗风,显示出吴文化中有较深的儒家“礼教”之积淀。

五、弘扬吴文化“人朴”的优良传统

综观六朝以来的吴文化,尽管其有缺点,然其优点是主要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吴文化“人朴”的特点,由此所显示出来的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可以说是吴文化的主要特色——“文美”的特点是从属于此的。这种生活方式所表明的是吴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勤奋而精明,政治生活中的有为而守法,伦理生活中的自律而诚信,而这一切正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求,这就使得吴人极易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而与时偕进。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余年中,吴人在没有任何特殊政策关照的情况下,能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走在全国前列,这绝非偶然,而是与吴文化“人朴”的优良文化传统深有关系的。今天,我们反思和研究吴文化,理应将其传统自觉地加以继承和发扬。

 

 


 

 


 

[1]参见周国荣:《“吴”姓源小考》,《吴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程德祺、郑亚南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2]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和微之》诗句。

[3]《范文正公集》卷九《上吕相公呈中丞咨目》。

[4]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九《水利上》引。

[5]明代自洪武四年(1371)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245年,每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共计244人,而南直隶有66人,占总数的27.4%,其中绝大部分出自吴文化区域。(案:浙江48人,江、浙两地占总数的46.7%。)清代共进行过112届进士考试,其中江苏人夺魁中状元者49人,中榜眼者26人,中探花者42人。而江苏49个状元中,苏北有5人,江宁3人、镇江4人,其余37人都出自吴文化区域,分别来自常州(7人)、松江府(1人)、太仓州(5人)、苏州府(24人),其中仅苏州状元之数就超过同期浙江全省状元之数(20名)。合计清代江、浙两省江南区域的状元数,占全国的56%以上。

[6]参见王永健:《吴文化与昆曲艺术》,《吴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程德祺、郑亚南主编。

[7]林存阳:《清初三礼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页。

[8]杜登春:《社事本末》。

[9]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10]参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孙淳”条。

[11]当时流行的则是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

[12]参见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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