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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哲学的特点之二：对传统经学与理学的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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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哲学的特点还表现在其貌似以经学来取代理学，实质上则是对传统经学和传统理学的扬弃。下面，不妨从其著名的“理学”与“经学”之辨来一探其究竟。
顾炎武指出：“理学之传，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较）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①]
顾氏此段议论，最初由清代学者全祖望在《顾亭林先生神道表》中转述之：“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②]这当然是全氏个人的理解，后世学者则有同意全氏者，亦有不以为然而作别解者[③]。笔者认为，全氏的理解大致上是符合顾氏之本意的，顾氏所论之中心思意正在于说明“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他是反对撇开孔子亲自删述的经书（“五经”）和他的语录（《论语》）而以“后儒”的语录作为依据的“今之所谓理学”，而提倡从事于“五经”和《论语》的“古之所谓理学”的。就是说，顾炎武并没有一般地、绝对地否定“理学”(24)。诚然，他对“理学”之名或有不敢苟同之意，故其每言“理学”，前面必加“所谓”二字，以此揆之，他似有以“经学”之名来取代“理学”之名的意向；但是，即便如此，也未见得他是要彻底地取消“理学”，即不但要取消“理学”之名，还要取消“理学”之实的；事实上他并无此意，他不过是主张据“经”论“理”罢了。他下面的一些话，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微言既以绝，一变为纵横。下以游侠权，上以刑名衡。六国固蚩蚩，汉兴亦攘攘，不有董夫子，大道何由明。孝武尊六经，其功冠百王。节义生人材，流风被东京。世儒昧治本，一概而相量。於乎三代还，此人安可忘。”[④]
"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祖。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礼器与声容，习之疑可睹。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后代尚清谈，土苴斥邹鲁，哆曰论性道，扪龠同目蒙瞽。”[⑤]
"两汉而下，虽多保残守缺之人；六经所传，未有继往开来之哲。惟绝学首明于伊洛，而微言大阐于考亭，不徒羽翼圣功，亦乃发挥王道，启百世之先觉，集诸儒之大成。”[⑥]。
从上述三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出，顾炎武不唯推崇两汉经学，亦推崇宋代程朱理学，他并认为自“仲尼没而微言绝”（语出《汉书．艺文志》）之后，对于阐明孔子之“大道”成绩最为显赫功勋最为卓著的，实莫过于董仲舒和朱熹二人，而其“明道”的方式，则都是据“六经”而阐“微言”。
可见，顾炎武关于“理学”与“经学”之辨的真思想，的确不过是主张据“经”论“理”而已。
据“经”论“理”，则必先之以学古通经，故曰“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祖”。他这里所讲的“训诂”，实指汉代古文经学，他认为这是“传经”的根本，“明道”之依据。因其认为“汉人犹近古”，所以他在经学训诂方面特别信赖汉人，尊崇汉学。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顾炎武之所以特别欣赏郑学，一方面固在于看重他的训诂之功，而更重要的还在于看重其“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因而能“探赜靡不举”。“探赜”是探幽索隐，亦即阐发“微言大义”，顾炎武所真正注重的恰是这个[⑦]，所以才说“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其所以特重探赜阐微，说到底是因为他并不认为仅仅靠着训诂就能“明大道”，训诂只是“六经所传”之“祖”而已，必须在训诂的基础上使“微言大阐”，乃至于“不徒羽翼圣功，亦乃发挥王道”，才能达到“继往开来”之目的。在这方面，顾炎武虽然肯定了郑玄的“探赜”之功，但他更认为惟有像董仲舒、朱熹这样的人物才真正配称“继往开来之哲”！
综上所述，顾炎武决无全盘否定“理学”之意，他不过是要把“经学”同“理学”熔成一炉，形成一门新的学问，这便是他所提倡的“修己治人之实学”。
顾炎武的“实学”是适应其时代的要求及其“明道救世”的需要而对于传统经学和传统理学实行扬弃的产物。他在创立其“修己治人之实学”的过程中，因为要融合经学与理学以实现其据“经”论“理”的构想，这就使得他的“实学”几乎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因为依照他的看法，“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⑧]，这样，音韵学即被他视为经学之本了；又谓“孟子曰：其（引者案：指《春秋》）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⑨]，这分明是以“经”为“史”了[⑩]，由是势必把经学引向史学；又以为金石文字“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11]，这意味着在他看来史学应当包括金石学在内；......这么一来，顾炎武事实上把经学、史学、音韵学、金石学等等的专门学问都纳入到了他的“实学”之中。
顾炎武之所以要建立这样一种“知识总汇”式的“实学”，是鉴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12]的情况，而试图实现“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
这种“实学”，当然不仅同西方哲学史上各时代的哲学都有明显的质的区别，而且与中国哲学史上其他各时代的哲学也都互有差异，但是，就其着重于“探赜”“阐微”以求“明道”的思维形式来说，它无疑亦具有为其他各种形式的哲学所共同具有的特性；同时，从顾氏“实学”的内容来看，其成份虽然庞杂，但其中的确蕴含着较为丰富的关于宇宙人生之根本原理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依照现今国人所普遍持有的所谓“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这一哲学观来看，它也无疑具有与哲学相一致的内容。因此，不应以其“实学”之特殊形式颇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哲学，就抹煞其哲学的实质。
[①] 《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
[②] 《鲒埼亭集》卷十二，《四部丛刊》本。
[③]例如，余英时就同意全祖望所述，余先生说：“到了清初，顾亭林正式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说法，......当然，顾亭林并没有亲自写下'经学即理学’这五个字，这五个字是后来全谢山根据亭林给友人论学的一封信总结出来的。但大体上是符合亭林的本意。亭林因为不满意晚明心学流入纯任主观一路，所以才提倡经学研究。在他看来，儒家所讲的‘道’或‘理’当然要从六经孔、孟的典籍中去寻求，离开了经典根据而空谈‘性命’、‘天道’，则只有离题愈远。因此古代仅有‘经学’，没有所谓‘理学’。”（《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中国哲学思想论集*清代篇》，台湾水牛出版社1992年５月版，第35页）侯外庐先生则认为全氏所述曲解了顾氏的原意，他说：“炎武所谓‘理学，经学也’，不是说理学等于经学，而是说理学为经学的一部分，言理不能离开经罢了。全氏所述‘经学即理学’，则把二者混一。犹之乎说‘人，动物也’，而和‘动物即人’显然有别。”（《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８月第１版，第206--207页）案：侯先生将顾氏的原意理解为“言理不能离开经”，是正确的；但是，他说全氏所述“经学即理学”曲解了顾氏的原意，则未免过于咬文嚼字了。其实，从其后面“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的话来看，全氏实际上也是吃准了顾氏的本意的。
对于顾氏所论，学术界尚有几种不同的理解，如：牟润孙认为：“夫宁人所反对者为理学之一部分，质言之陆王之学也。其《与施愚山（润章）书》云：......既云‘理学之名宋人始有之’，又云‘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其意岂非谓宋之理学即经学，而明之理学为禅学乎？禅学则顾氏所反对者也。......宁人非不讲理学，特不讲离经之理学耳”。（《顾宁人学术之渊源》，《中国哲学思想论集*清代篇》，第46--66页）王茂则认为：“一、‘古之所谓理学’和‘今之所谓理学’，按当时习惯用法，‘古’指先秦，‘今’指宋以下，因为‘理学’之名，宋人始有。而宋人并不把经学视为理学。那么，‘古之所谓’的‘理学’，就不是后来的含意，它只能解释为‘义理之学’的泛指。二、此节译意是：先秦所谓义理，都在经书里，宋以下讲的义理，其实是禅学。全祖望解云：‘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亭林先生神道表》，《鲒土奇亭集》卷十二）’意思是：必须据经书讲义理，舍经而别寻所谓义理，就走上邪路，而流为禅学。这里，‘理学、经学也’，‘经学、理学也’可以互训，并无上下位概念之别。三、孔子也有语录，就是《论语》，这是义理之‘本’。讲义理应据《论语》，而不要别求于后儒的语录。他处又说，语录‘自宋二程子始有之’，则所谓‘后儒’，当指程朱乃至陆王在内。由此可见，顾炎武对宋明哲学采否定态度，而所尊奉的乃是孔子的原始儒学。但是，顾炎武对朱熹所定伊洛道统，却完全加以肯定。”（《顾炎武的原始儒学精神》，《清代哲学》，第237--238页）
[④] 《述古》，《亭林诗集》卷四，《顾亭林诗文集》本，中华书局1983年５月第２版。
[⑤]同上。
[⑥] 《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亭林文集》卷五。
[⑦]周予同、汤志钧二先生认为：“顾炎武对‘理学’的批判，是将理学分为今古，再将‘古之理学’纳入经学，‘今之理学’归入‘禅学’。他扛起了‘经学’的大旗，以复古为‘革新’。......他所崇尚的经学实是东汉的古文经学。”（《从顾炎武到章炳麟》，《学术月刊》〈上海〉，1963年12月号，第47页）笔者认为，周、汤二先生的这一见解是片面的，不得要领的。其实，顾炎武不只是崇尚古文经学，而且更崇尚今文经学，其于董仲舒的推崇备至，即是最有力的明证。
[⑧] 《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
[⑨] 《鲁颂商颂》，《日知录》卷三。
[⑩]也有学者认为顾炎武这里所发表的论见，并不是讨论六经是否史学、史著、以至史料的问题，而仅说明孔子没有创著六经，只用信实的态度将故旧资料删述成六经。他认为“其文则史”的“史”字，应是一个形容词，可解作“信实”。（详见黄启华：《读〈日知录〉札记顾炎武“六经皆史”思想辨析》，《故宫学术季刊》〈台湾〉，第九卷，第四期，第37--42页）
[11] 《金石文字记序》，《亭林文集》卷二。
[12] 《予一以贯之》，《日知录》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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