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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哲学的特点之一：独特的思想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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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哲学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其独特的思想表述方式上。集中地表达其哲学思想的《日知录》，就充分地显示了其这方面的特点。
关于《日知录》一书的特点，梁启超曾评论说：
“亭林的《日知录》，后人多拿来比黄东发的《黄氏日钞》和王厚斋的《困学纪闻》。从表面上看来，体例像是差不多，细按他的内容，却有大不同处。东发、厚斋之书，多半是单词片义的随手札记；《日知录》则不然，每一条大率皆合数条或数十条之随手札记而始能成，非经过一番‘长编’工夫，决不能得有定稿。试观卷九宗室、藩镇、宦官各条，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卷十一黄金、银、铜各条，卷十二财用、俸禄、官树各条，卷二十八押字、邸报、酒禁、赌博各条，卷二十九骑、驿、海师、少林僧兵、徙戎各条，卷三十古今神祠条，卷三十一长城条，则他每撰成一条，事前要多少准备工夫，可以想见。所以每年仅能成十数条即为此。不然，《日知录》每条短者数字，最长亦不过一二千字，何至旬月才得一条呢？不但此也，《日知录》各条多相衔接，含有意义。例如卷十三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清议、名教、廉耻、流品、重厚、耿介、乡原之十二条，实前后照应，共明一义，剪裁组织，煞费苦心。其他各卷各条，类此者也不少。所以我觉得，拿阎百诗的《潜丘札记》和《黄氏日钞》、《困学纪闻》相比，还有点像；顾亭林的《日知录》却与他们都不像。他们的随手札记，性质属于原料或粗制品，最多可以比绵纱或纺线；亭林精心结撰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亭林作品的价值全在此。后来王伯申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都是模仿这种工作。这种工作，正是科学研究之第一步，无论做何种学问都该用他。”[①]
梁先生的上述评论，旨在说明《日知录》是一部“含有意义”的“精制品”，就是说，它是作者刻意表达其思想的一部理论性著作[②]。
梁氏之说可谓笃论；不过，他还没有揭示出这部理论性著作的本质特征之所在。《日知录》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独特的思想表述方式。这种表述方式是与其史学方法论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顾炎武治史主张史论结合。在具体实现史论结合的方法上，他极欣赏司马迁“于序事中寓论断”的做法，说：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虫分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③]
司马迁的这一作史方法，对顾炎武的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顾炎武在撰史时往往采用此法，例如，《历代宅京记》（汇记历代都城史实的书）就是以元陈祖仁语作结的：
“《元史．陈祖仁传》曰：‘至正二十年五月，帝欲修上都宫阙，工役大兴。祖仁上疏，其略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艰虞多难之时，孰不欲奋发有为，成不世之功，以兴复祖宗之业。苟或上不奉于天道，下不顺于民心，缓急失宜，举措未当，虽以此道持盈守成，犹或致乱，而况欲拨乱世而反之正乎！夫上都宫阙，创自先帝，修于累朝，自经兵火，焚毁殆尽，所不忍言，此陛下所为日夜痛心，所宜亟图兴复者也。然今四海未‘足青’（按：“足青”为一字，只因电脑字库里搜索不到这个字才只能作如此处理。），疮痍未瘳，仓库告虚，财用将竭，乃欲驱疲民以供大役，废其耕耨，而荒其田亩，何异扼其吭而夺之食，以速其毙乎！陛下追惟祖宗宫阙，念兹在兹，然不思今日所当兴复，乃有大于此者。假令上都宫阙未复，固无妨于陛下之寝处，使因是而违天道，失人心，或致大业之隳废，则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轻弃之乎！愿陛下以生养民力为本，以恢复天下为务，信赏必罚，以驱策英雄，亲正人，远邪佞，以图谋治道。夫如是，则承平之观，不日咸复，讵止上都宫阙而已乎！疏奏，帝嘉纳之。”[④]
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顾炎武所提倡的这种史论结合的方法，亦深深影响到其《日知录》的撰述。
我们看《日知录》，其中抄录别人的话占了十分之七八，他自己的话倒不过占十分之二三而已。据陈祖武先生统计，《日知录》所征引的各类书籍，除十三经、二十一史、明历朝实录及各地府州县志外，就达179种之多。[⑤]表面看来，这真是“述而不作”地到家了[⑥]，然而，他却不是随意地或机械地抄录别人的话，而实在是经过了一番“采铜于山”的精心筛选和提炼才录入其书的，所以他曾对别人说：
“......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⑦]
他之所以花这么大功夫，“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乃是为了在茫茫书海中挑选出切合于己意的别人的话，以便确切地借用他人之言来表达其本人的思想和见解。
这种让他人（主要是古人）为自己代言的思想表述方式，恰是其“于序事中寓论断”之史法的具体灵活的运用！
若明乎此，便不至于会把他看成只是一位“埋头于经史考证”而“不谈哲理”的考据家了。反之，不明真相者就难免要为其形式所蒙蔽，遂至于不承认其为“著作”，如章学诚就曾评论说：“为学者计，札录之功，必不可少，即顾氏所为《日知》，义本于子夏氏教，然存为功力，而不可以为著作。”[⑧]后人之否认顾炎武为思想家哲学家者，盖皆章氏之类也。
顾炎武之所以要采取让他人来为自己代言的思想表述方式，主要是因为他看到明末王学泛滥而流于禅释，乃至于“语德性而遗问学”，“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之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之实学”[⑨]，所以他要特别的提倡“道问学”，并亲自以其《日知录》作出表率：其书大量地引用他人之言，恰在于显示其学问之广博，表明其“尊德性”而不离乎“道问学”；而其书不取章句体例，而是萃集他人之言来阐明一个一个貌似互相孤立而实则往往前后有内在关联的“含有意义”的问题，且往往在引用别人的话之后附以作者自己的相关评论以起画龙点睛之作用抑或先亮出作者自己的观点而后引证他人之言，则在于显示其有“观其会通”的本领而绝非一般“章句之士”所可比。
由是观之，《日知录》实是作者为倡导“尊德性”与“道问学”之统一而出示的典范之作。
顾炎武对《日知录》的自评也颇能说明这一点，其曰：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⑩]
又曰：
“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11]。
显然，他这里所讲的“志”，乃是指其“救世”的抱负---这是其德性自觉的本质表现；“业”则是指其“明道”之成果---这是其问学功力的集中体现。所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恰恰道明了《日知录》乃是充分地展示作者“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典范之作！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据1936年中华书局版影印本，第61--62页。
[②]梁氏早先则似乎并不认为《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是这样讲的：“盖清学祖顾炎武，而炎武精神传于后者在其《日知录》。......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作，不过储著作之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１月第１版朱维铮导读本，第62页）。这个说法比起他后来所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把《日知录》说成是一部“含有意义”的“精制品”来显然是有差异的，反映了梁氏对于《日知录》的性质的认识前后是有变化的，但这种变化不是越来越偏离事实，而是越来越切近事实，是认识的一种深化。
[③]《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日知录》卷二十六，《日知录集释〈外七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１版。
[④] 《历代宅京记》，第286-287页，中华书局1984年２月第１版。
[⑤]参见陈祖武：《顾炎武与清代学风》，《清史论丛》，第四辑，第259页。
[⑥]有的学者遂以此认为顾炎武《日知录》的写作之功主要是在抄而不在著，如邱椿先生就曾作如是观，他说：“......他（引者案：指顾炎武）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全属抄撮群书而未经最后订定的著作。《日知录》是他生平最得意的杰作，但其中抄录别人的话占十分之七八，发表他自己见解的不过占十分之二三。所以他的主要写作在抄而不在著。”（《顾炎武论学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北京〉，1962年第３期，第102页）这就是说，《日知录》主要是一部“抄撮群书”的书，而不是一部“发表他自己见解”的著作，因为“其中抄录别人的话占十分之七八”，而别人的话是不代表他自己的见解的。
[⑦]《与人书十》，《亭林文集》卷四，《顾亭林诗文集》本，中华书局1983年５月第２版。
[⑧]章学诚：《与林秀才书》，《章氏遗书》卷九，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⑨]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卷七。
[⑩]《与人书二十五》，《亭林文集》卷四。
[11]《与友人论门人书》，《亭林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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