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 1613 - 1682 中国 江苏 昆山

 

按顾炎武平生履历，其诗文创作活动大体可分三个时期：崇祯时期、顺治时期、康熙时期。 

崇祯时期是顾氏诗文创作生涯的预备阶段和初创时期。这期间，他在应付科举考试而“为贴括之学”的同时，也“往往从诸文士赋诗饮酒”[1]，不过其传世者极少，至今所存者仅有文字已残缺不全的《题叶圣野襄画卷》一首（1642）和只能大致推定为甲申以前作品的《和若士兄孔昭元奉诸子游黄歇山大风雨之作》一首[2]，而现存于《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的散文中，可以断定为明末所作的仅有《亭林佚文辑补》中的《与归庄手札》8篇。从他在这期间致归庄的一则手札中可以了知其原委情由之大概：

 

“弟诗不足观，以比兄作，则瓴甋之于宝鼎矣。何足翣！敬完赵。吾辈不能多读书，未宜轻作诗文，如盆盎中水，何裨于沧海之大，祗供人覆瓿而已。予将守口如瓶，不作雷鸣之瓦釜矣。”[3]

 

由此推想，顾炎武在这时期刻意创作的诗文原本就不会太多，何况其后来又曾对潘耒说：

 

“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吾之跋《广韵》是也。……平生所作，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处旧作，可一字不存。”[4]

 

故纵使其早年诗文作品并不算少，至潘耒编刻顾诗文集时，他出于尊重先生遗愿，也会有意将这些“旧作”弃之于集外。

 

入清以后，顾炎武的诗文作品渐次增多，据王蘧常先生所编《顾亭林诗谱》统计，顾炎武一生赋诗凡332篇428首；而现存于《顾亭林诗文集》的散文则有316篇[5]，此外尚有佚文《致归元恭札》（1667）1篇[6]，其中可以断定为清顺治年间作品的有二十余篇——包括议论文6篇——“乙酉四论”（1645）、《庙号议》（1646）、《庙讳御名议》（1646），记4篇——《杨氏祠堂记》（1654）、《都督吴公死事略》（1656）、《齐四王冢记》（1657）、《拽梯郎君祠记》（1659），序7篇——《方月斯诗草序》（1656）、《礼仪郑注句读序》（1657）、《吴才老韵补正序》（1657）、《劳山图志序》（1657）、《营平二州事序》（1659）、《顾与治诗序》（1660）、《吕氏千字文序》（1661），墓志、行状4篇——《吴同初行状》（1646）、《先妣王硕人行状》（1646）、《歙王君墓志铭》（1646）、《汝州知州钱君行状》（1657）；可以断定为康熙年间所作者，有议论文4篇——《北岳辨》（1662）、《郡县论》（1664？）、《钱粮论》（1663—1677之间）、《生员论》（约1668—1677之间），序10篇——《肇域志序》（约1662）、《吴才老韵补正序》（1657）、《西安府儒学碑目序》（1663）、《朱子斗诗序》（1663）、《程正夫诗序》（1666）、《音学五书序》（1667）、《钞书自序》（1668）、《初刻日知录自序》（1676）、《广宋遗民录序》（1679）、《音学五书后序》（1680），跋2篇——《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书籍启后》（1662）、《书太虚山人象象谭后》（1679），记4篇——《五台山记》（1663）、《裴村记》（1663）、《复庵记》（1663）、《圣慈天庆宫记》（1666），墓志、行状5篇——《书吴潘二子事》（1663）、《文林郎王君墓志铭》（1672）、《从叔父行状》（1673）、《常熟陈君墓志铭》（1675）、《寇公墓志铭》（1679），杂文6篇——《谒櫕宫文一》（1662）、《谒櫕宫文二》（1663）、《谒櫕宫文三》（1669）、《谒櫕宫文四》（1677）、《广师》（1678）、《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1681）；此外，绝大多数为不同时期的信札，可以精确系年者约70余篇，其中较重要的有《与潘次耕》（1666；载《亭林文集》卷六）、《与友人论学书》（1667；《文集》卷三）、《与黄太冲书》（1676；《亭林佚文辑补》）、《与施愚山书》（1679；《文集》卷三、《蒋山佣残稿》卷二）、《与次耕书》二则（1679；《文集》卷四、《残稿》卷三）、《与史馆诸君书》（1679；《文集》卷三、《残稿》卷一）、《与三侄书》（1679；《文集》卷四、《残稿》卷三）、《答徐甥公肃书》（1680；《文集》卷六）、《病起与蓟门当事书》（1681；《文集》卷三）等。另外，尚有未传世之作如《诸忠义传》（至晚写成于1655年）、《莘野集序》（1681）若干篇。

 

    顾炎武的诗文还在吴炎在世时（案：吴以康熙二年罹湖州史狱难），即享誉文坛。如前所述，据吴炎称，顾炎武与归庄的古文均曾得到大文豪钱谦益的“许可”。又据归庄说，对于顾炎武的诗古文，“即灌老诸公，皆击节称赏；四方之士见其诗古文者，往往咨嗟爱慕”[7]。

 

    不过，后世的文人学者似更青睐顾炎武的诗。例如，清·杨际昌曾评论说：

 

   “经史学问，词林如竹垞考核称首，遗民中黄太冲（引者案：即黄宗羲）、顾亭林（炎武）相望江浙间……顾文逊黄，黄诗逊顾。[8]

 

杨氏特别欣赏顾炎武的诗，是因其认为顾诗具有“清雅有法” [9]的品格。他对顾诗艺术特长的这一高度概括，其实是基于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顾炎武学友。1629－1709）对顾诗的一段评论：

 

   “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抒山长老所云清景当中，天地秋色，庶几似之。”[10]

 

朱氏这段经典评论，常为后世顾诗评论家所引述。近人对顾诗的品评，其大致亦不外乎此。如陈友琴（笔名珏人、静岩，男，安徽南陵人，1902－1996）先生认为，顾诗的艺术特色在于：

 

   概括性强，无废话，无冗字；含蓄、凝重；“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11]。

 

陈先生也指出顾诗的缺点，是过于着重声韵对偶，用典较多，体裁变化较少，且过于爱写律诗，而尤以长律为多。[12]不过，陈先生视其为缺点者，却未必就是其缺点。例如，其用典较多，就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是其诗“词必古雅”的一种表现。再如，其律诗特多，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正是其诗“有法”的一种表征。而由于其律诗特多，其体裁自然也就显得变化较少了。

 

    以上所论，是为顾诗艺术形式上的总体特色。然而，人们之所以欣赏顾炎武的诗，却并非都是从其艺术形式着眼，也有从思想性方面去欣赏它的。

 

    例如，冯鲁川（清代古文桐城派著名学者，山西进士，由刑部郎简放庐州知府）先生就是从思想性方面来鉴赏顾诗的。他指出：

 

   “牧斋、梅村之沈厚，渔洋、竹坨之博雅，宋元以来亦所谓卓然大家者也，然皆诗人之诗也。若继体风骚，扶持名教，当时不容己之言作后世不可少之作，当以顾亭林先生为第一”[13]。

 

冯氏之见，实有其高明于朱（彝尊）、杨（际昌）之辈者；他所见及的顾诗所具有的“扶持名教”的作用（其意显指贯穿于顾诗中的爱国精神于世人大有教益），恰恰是为明清之际其他诸大家的诗所稍欠甚或根本缺乏的。应当说，冯氏这个见解是相当深刻的，也是切于实情的。顾炎武的诗，确有如冯氏所说的那种社会作用，虽然这种作用有其历史局限性，于今而论，其积极意义显然是要大打折扣了。

 

    要而言之，顾炎武的诗作成就，本质地体现在其寓“名教”之心于“古雅”之辞，历史性地达到了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至于其文章，顾炎武曾自称“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14]，应该说，这倒并非是他的过谦之辞，而乃是基于其知己知彼的如实之论，诚如朱东润（江苏泰兴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1896－1988）先生所评，顾氏之文具有“善用典实，熨帖切当”，“不事藻饰，纯朴感人”之特点，故较诸喜好“在字句声律上做功夫”的朱氏（彝尊）之文，便显得不如后者那样“尔雅”了。[15]

 

 顾氏文章的“纯朴”和他的文学思想有着内在联系。其著书立言乃以“救民以言”[16]自命，因而以“文须有益于天下”[17]严格自律，故其为文也“不贵多”[18]，而特重创新[19]；其行文则只求“辞主乎达”[20]，以此之故，遂不经意文字藻饰，而是重在切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追求其文章“有益于天下”上做功夫。这也正如其做诗，以其奉行的是“诗主性情，不贵奇巧” [21]，即恪守“诗以义为主，音从之”[22]的原则，故并不专注于诗之韵律以求其“所以为诗”，而是在保证不失其“所以为诗”的前提下，务求不失其“所以为我”[23]。

 

顾氏之文的“纯朴”与其诗之“古雅”，从本质上说，其实都是表明其在艺术形式上达到了如他本人在评论“魏晋以上”的“古人”之诗所说的那种“变化自然” [24]的境界。其诗文艺术何以能入此高妙之境呢？

 

其友人王宏撰（字山史）在评论其著述成就时，曾称道顾炎武“留心经术，胸中富有日新，不易窥测，下笔为文，直入唐宋大家之室”[25]。顾炎武的另一位学友程先贞（字正夫）亦曾称述曰：

 

    “东吴顾征君亭林先生，今之大儒，于书无所不读，习熟国家典制，以至人情物理，淹贯会通，折衷而守之，卓乎为经济之学者也……其著述之富，汗牛充栋，要皆崇正黜邪，一轨于圣贤之微旨。抽关启钥，尽见其全。其辩详以核，其论典以要；其思平实以远，其义纯粹以精。本于经而不泥于昔，闻原于史而不拘于成说。多前贤所未明，一旦自我发之者。自汉、唐以来，诸儒林立，观其意思，略于郑康成、王文中辈相仿佛，皆能深造理窟，力追大雅，以斯文为己任者也。以视今之作者，不啻奏黄钟大吕于秋虫响答之前，其巨细不侔矣” [26]。

 

要之，顾炎武所以能在诗文创作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归根结底是由于其博学多识的缘故。事实上，早在明末时，顾炎武就曾对归庄说过：“吾辈不能多读书，未宜轻作诗文，如盆盎中水，何裨于沧海之大，祗供人覆瓿而已”[27]。及至老年，他又对弟子潘耒道：“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28]足见，主张为诗作文必须以博学多识作为基础，是顾炎武平生一以贯之的诗文创作之道。正是由于其自觉地坚持和贯彻了这一创作之道，他才能在文学艺术上达到“变化自然”的高妙境界。其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一方面以其“好古而多闻之实学”功夫为基础，同时又是其“好古而多闻之实学”功夫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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