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与“理”

 

如上所述，王弼称“无”为“道”，其理由是：“涉之乎无物而不由，则称之曰‘道’”。这里“由”是经由之意，指万物都顺从“道”而运动、变化。显然，这个“无物而不由”的“道”，是指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或最高法则。

 

在王弼哲学中与“道”意义相近的一个概念，是“理”。他说：“物无妄然，必由其理。”[1]这个“理”，是指具体事物（“物”）所具有的、使其无妄而有序地运动变化的内在根据，亦即具体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

 

王弼肯定万物都有自己运动变化的规律，又认为具体事物的规律是可以概括穷尽的。他说：“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2]他认为可以把广博的具体事物的理概括为一个理，并把这“至约”之“理”称作“理极”，谓：“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3]认为只要把握了“理极”，就能统御一切事物。显然，他所谓的“理极”不过是“道”的代名词，既然“道”是“无物而不由”的，则掌握了“道”，也就没有什么事物控制不住了。“道”作为“理极”，又被称为“至理”。他指出：“举其至理，顺之必吉，违之必凶。”[4]这是强调必须按“至理”行事。

 

为了说明“道”是统御万事万物的根本法则，王弼从动静关系和一多关系两个方面展开其论证：

 

首先，从动静关系方面来说，天地万物“运化万变”，是动的；然而“夫动不能制动”[5]，只能“不动者制动”，故“静必为躁君”[6]。这个自己静止不动却能控制天地万物运动的“君”，当然就是那“寂然无体”的“道”。

 

其次，从一多关系方面来说，天地万物具有多样性，是众；然而“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7]。这个“治众”的“至寡者”（即一），就是“无”。王弼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无乃一。”[8]正是由于“无”，万事万物才归于统一而不散乱。他更举例说明之，谓：“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9]

 

王弼的上述理论，无非是要把以静制动、以寡统众说成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为其无为而治的政治主作论证，为封建的君主集权制度作辩护。

 

王弼认为，“道”之所以使能够使万物的运动变化无妄而有秩序，是因其无私无欲；以其无私无欲，万物亦无私无欲；万物皆无私无欲，故能不妄动，“私欲不行，何可以妄？”[10]

 

同时，在王弼看来，也正是由于万物皆无私无欲，它们才能够保全自身。他说：“无求无欲，不犯众物”；“不犯于物，故无物以损其全也”；“无物以损其身，故能全长也”[11]。不难看出，王弼其实是以他的处世原则来解释世界的。他目睹当时现实政治斗争中人们为了各自的私利而互相争夺、互相残杀的情形，深感生活在这种混乱的社会里谁都难以保全自身。依他之见，处在这样的乱世，想要保全自己而不受损害，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到不求于外，安分守己。他天真地认为，只要我不犯人，则人必不会犯我（这种思想反映了他政治上的不成熟）。因此，当其带着政治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时，他就很自然地也用这种原则来解释世界，认为万物皆无求无欲，则其彼此互不侵犯，因此它们都能保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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