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科学发展观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发展问题。而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与社会是“一物两体”，“合二而一”的。（案：这里“人”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指构成社会的个人。）在人与社会“一物”之“一”的意义上，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虽然在人与社会“两体”之“二”的意义上，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又并非完全同一。以此观之，科学发展观与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有其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它们也是“一物两体”，“合二而一”的关系，并且应该在这个意义上被合理地理解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的发展学说。

 

这种发展学说是适应全球化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的和客观的要求提出来的，它所关注的是当代中国的人与社会的发展问题。对于这样一个现实而又具体的问题的研究，无疑是属于具体科学范畴的事，即它是一种具体的科学研究，其学说是一种具体的科学理论。但是，作这样的研究并且提出这样的理论，应该也必定是以某种思想作为基础，应当也只有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才会作这样的研究，提出这样的理论。那么，这种思想是什么？它不应被简单而笼统地归结为马克思主义，而应该被理解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一般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既不能被纳入科学类的人学范畴或社会学范畴，也不应被纳入历史观范畴或简单地纳入哲学范畴（因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而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应当被纳入作为哲学的一种历史形态的生活哲学范畴（以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的新哲学）。

 

以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理论表现形式，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形态，它是科学发展观和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之共同的哲学基础。开展对它的学术研究，既是为了达到对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的理论把握，也是为了通过这样的理论把握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事业，并进一步完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我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其涉足人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领域来说，曾在很长时期里主要表现为历史观、人生观的研究。从其实际研究情况看，人生观向来被当作历史观的一种具体形式而被纳入历史观范畴，并主要在伦理学层面上来开展其具体研究，并使之服务于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对历史观的哲学研究，是重在把握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包括人的自觉能动性与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个人的历史作用等方面的原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作为对“文革”时候“神学”（以神化革命领袖、提倡“个人崇拜”为本质特征）的一种思想反弹，人道主义一度流行于我国思想界，为其时尚所影响，“人”受到我国哲学界普遍重视。这个“人”起初主要是认识论范畴的“人”，只是有时偏重于指认识者，有时偏重于指实践者。在认识者意义上强调“人”，是着眼于主体反映客体的目的性、选择性；在实践者意义上强调“人”，是着眼于人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越来越被看重，它原本被视为其认识论之首要的和基本的范畴，后来逐渐被当作其历史观乃至其本体论（一般世界观）之首要的和基本的范畴来看待了，相应地“人”的地位也被越抬越高——从认识和实践的主体上升为历史的主体，甚至更上升为世界的主体。由此人学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以至形成了堪称“人学热”的局面。

 

从当今中国哲学界的人学研究情况来看，无论其“人学”是指哲学本身还是指哲学的一种历史形态抑或哲学的一个分支，在总体上，其“人”要么是与“实践”相联系，要么是与“文化”相联系。在前一种关系中，其“人学”堪称“实践人学”；在后一种关系中，其“人学”堪称“文化人学”。

 

“实践人学”是缘于对“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高度重视。由于不同研究者对其地位持有不同看法，其“人学”的具体内涵也各不相同，但也有其共性特征，即都强调实践对人的决定意义，强调必须立足于实践，通过对实践的研究，才能达到对人的认识（或意识）、人的历史、人的世界之本质的理解和把握，其实质在于把人学本质地理解为实践哲学——当然是不同意义上的实践哲学。

 

“文化人学”则是缘于内外两种因素——内部因素是因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注与思考而形成并且久盛不衰的“文化热”；外部因素是1983年以“哲学与文化”为主题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召开以来国际哲学界其研究重心向文化问题的转移。然而，由于“文化”概念如何被合理界定向来是众说纷纭（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曾有人统计共得160余种文化定义），其“人学”的具体内涵颇不确定。撇开科学范畴的人学，仅以哲学范畴的人学来说，被翻译出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和蓝德曼的《哲学人类学》，均对我国的人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卡西尔还是蓝德曼，他们都把人看作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创造物，因而强调必须通过对人类文化的研究来把握人的本质，其实质在于把人学本质地理解为文化哲学，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我国文化哲学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影响。

 

然而无论是“实践人学”还是“文化人学”，都尚未明确地将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纳入其研究视野，从人与社会的差异性和统一性及其相互联结上去研究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及其相互关系。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学说对于现实的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高度重视，则启示并且要求我们围绕人与社会的关系来开展对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及其相互关系的生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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