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讲座（十三） 

 

名利观

 

庄子的名利观与老子实在有很大区别，尽管从表面看来他们似乎都是淡泊名利的。

 

就老子而言，他对于“利”是强调“利而不害”（《老子.八十一章》），反对损人利己。他认为，“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同上），主张把利己和利人统一起来，通过利人的手段来达到利己之目的。当然，老子并不重利。在他看来，“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九章》）；并且，“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因此，他更强调的是“知足者富”（《三十二章》），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四十六章》）。所以，他主张“少私寡欲”（《二九章》），反对贪得无厌的求利。至于“名”，老子其实是十分看重“名”的，不过不是昙花一现的“非常”之名，而是名垂千古的“常名”。他认为，只有不为一时的功名所牵累，才能获得永垂不朽的大名，故曰：“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弗居，是以不去。”（《二章》）反之，居功则必损其名。所以，他力主“功遂身退”（《九章》）。此亦即所谓“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三十二章》）之意。若是，则纵然身死，而其名可以不去。此之谓“死而不亡”。“死而不亡者，寿。”（《三十三章》）老子所孜孜以求的人生大目标，正是这样的“寿”！

 

与老子相比，庄子的名利观可就大相径庭了。《逍遥游》中许由说的一番话，可看出庄子对于名利的态度来，其曰：“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此话之底蕴实就是说：我只消填饱肚子，再有个睡觉的地方，行了；什么功名利禄，我全不在乎！庄子还认为，追求名利是没有好下场的，他在《人间世》中举例说，历史上的关龙逢（夏代人）和比干（商代人）就是因为修身求名，结果被国君所杀（桀杀关龙逢，纣杀比干）；而当初唐尧攻伐丛枝、胥敖，夏禹攻伐有扈氏，则都是为了利，结果是国破身亡。可见，名利是求不得的。所以，庄子的处世原则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谓“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养生主》）也。

 

知识观

 

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庄子和老子有相通处，即他俩都反对求知，都认为知识是有害的。但是，老子以为知识有害，是从政治观着眼的，他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贼：灾祸）；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六十五章》）；庄子则是从人生观着眼的，他在《齐物论》中说，有了知识，睡眠时梦魂不安宁，醒来时身体不悠闲。同外界事物纠缠在一起，天天勾心斗角，于是生出种种恐惧情绪。为了争是非胜负，人与人之间就像在打一场战争。这一切对于身心的危害，正如秋冬之对于草木。人们陷溺于此，不能自拔，为喜怒哀乐等情感折磨，一天到晚处于这种状态，人怎能活得下去！《齐物论》说：人的知与不知，对于事物本身来说，其实没有丝毫作用：“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但是，知却造成人的“成心”（即成见）。人们受成心支配，终身碌碌，劳而无功，身体死了，心也跟着死了，这是最可悲的。总之，知，成心，是非，使人永远陷在现实的痛苦之中，得不到精神的解脱。

 

因此，庄子主张“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所谓“不谴是非”，也就是“是非不得于身”（《德充符》），即不分辨是非，放弃认识。为此，庄子还耗费了大量精力来论证对于具体事物，人们其实是既无认识的必要，亦无认识之可能的。

 

首先，从客体方面来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齐物论》）如是万物一齐，本无质的差别，则自无分辨、认识的必要。另一方面，“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秋水》）因此，万物不过是“以不同形相禅（联），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条理）。”（《寓言》）既然事物都没有质的相对稳定性（“若骤若驰”），亦无规律可寻（“莫得其伦”），则更无认识之可能矣。

 

再从主体方面讲，“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秋水》）人生短促，认识能力极为有限，而宇宙极其广大，知识无穷；以有限的认识能力，去追求无穷的知识，是注定要失败的。

 

那末，人们以有限的认识能力去追求有限的知识，这是否会成功呢？庄子的回答同样是否定的。他认为，世俗的所谓知识，其实都不过是人们主观的一偏之见，根本算不得真知。当时儒、墨等各派互相辩论，企图以这种方式来弄清楚谁是谁非，对此庄子持绝对否定态度，他认为这样做，是根本辩论不出一个结果来的，他们争是争非，孜孜求胜，但最终谁也不能“正是非”，因为没有一个共同的是非标准，辩论有何意义？最好还是不要白费精神。庄子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而（尔）果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闇（音：坦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齐物论》）

 

这里庄子提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他认为辩论的双方和第三者的主观意见都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没有错，因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语，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庄子提出“而待彼也”的思想是深刻的，但是他不懂得那个“彼”就是客观的社会实践，而认为那个“彼”是不存在的，故要判明谁是谁非，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人们就该“不谴是非”，放弃对知识的追求。

 

评论：

庄子不仅主张不求名利，且能在实际生活中身体力行之，仅就其言行一致的作风而言，这是十分可贵的，也是令人钦佩的。但是，完全不求名利，是否就是作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人所应取的行为方式呢？显然不是！只要取之有道，名利是应该去追求的。这个“道”就是一定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理）与法律法规（法）。合理合法的名利，乃是正义的名利。对这种名利的追求，是一种正义的追求；而且这种追求，其本身也是属于正义的范畴，因而它也是意味着对正义的追求的。反之，放弃对一切名利的追求，则是意味着也是放弃对于正义的追求了。

至于庄子的知识观，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认识能力与其知识的局限性，但其要求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则显然是不合理的，于今而论，则应该说，它是属于反科学的知识观，但同时也得承认，它是具有一定的反科学主义的积极意义的。科学主义夸大了科学知识对于人类的积极作用，而完全忽视其消极的一面。庄子的知识观至少提醒人们：知识对于人类，对于人生，并非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看不到知识有其消极的一面，也是一种非科学的知识观。因其具有消极性，我们才需要对知识的运用加以必要的限制和正确引导，只是不当采取庄子那种“因噎废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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