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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信仰、怀疑、实证与创新

已有 1787 次阅读 2018-7-31 11:19 |个人分类:顾炎武专论|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顾炎武:信仰、怀疑、实证与创新

 

顾炎武的怀疑精神是基于科学的理性主义,它导致了其发现“圣书”中的种种错误——包括“圣人”孔子所犯的错误,由此促使他开展对儒家学说的实证研究。

 

顾炎武对儒家学说的实证研究,不是为了推翻儒家学说,而是为了纠正其错误,使其更具真理性和实用性。这种旨在发展儒家学说的实证研究,恰恰是表明了顾炎武对儒家学说抱有坚定不移的信仰。这也就是说,顾炎武对儒家学说的怀疑与信仰是内在地相互统一的。这种统一性,正好说明了顾氏儒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在此有必要对怀疑与信仰的关系问题理论一番,以明其原委。

 

一提到信仰,人们凭习惯往往就会联想到宗教,在这种习惯性思维中,似乎只有信教的人才有所谓信仰。其实不然。信仰并非是宗教的专利品,在科学的范畴之内,同样有信仰的存在,只是其信仰具有不同于宗教信仰的特点罢了。

 

任何信仰都是一个体系,而大凡信仰体系都有两个子系统,即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信仰的价值系统,即是信仰者围绕着一定的人生目标而展开的人生实践;信仰的知识系统,则是指导信仰者进行人生实践的知识,特别是关于其人生目标的知识。科学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实质性的区别在于:

 

在宗教信仰体系中,其知识系统是外在于价值系统并且凌驾于价值系统之上的一种先验性的或超验性的知识体系,它是要求信仰者无条件地加以接受的东西,而不是有待信仰者在其人生实践中加以检验的东西,因而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知识体系,至于这个知识体系的真实性,则是由凌驾于信仰者之上的教主或由教主授权的神学权威来认定的,一经其认定,它就是不容信仰者怀疑的绝对真理,信仰者只须朝着由这个绝对真理为他设定和指引的人生目标不断向前迈进,至于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则是信仰者无须关心也不应关心的问题,其人生实践的意义也根本不在于实现这个目标,而仅仅在于追求这个目标并在其追求过程中体验那个绝对真理对于其人生的意义;

 

反之,在科学信仰体系中,其知识系统则是内在于价值系统并且从属于价值系统的一种经验性的或实证性的知识体系,它是有待信仰者在其人生实践中加以检验的一个开放性的知识体系,换言之,这个知识体系的真实性并非是信仰者所不容置疑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信仰者通过自己的人生实践来加以鉴定和判定的,由于其人生实践是一种具体的历史活动,这种鉴定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信仰者不仅可以而且必须以一种谨慎的和怀疑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所信仰的知识体系,以便及时地发现其中的虚假成份,从而加以去伪存真的工作,因为这些信仰者相信,只有真实不虚的知识才可以转变为现实,只有依据真实不虚的知识所确定的人生目标才是可能达到的,其人生实践的意义就是在于通过对自己所信仰的知识体系的实证,不断地纠正其错误,从而及时调整其人生目标,以便使它能够得以实现,因此,其人生目标既是其人生实践的向导,又是其人生实践的结果。

 

要之,科学信仰之区别宗教信仰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在于:与宗教信仰容不得信仰者对它的知识体系进行怀疑正好相反,科学信仰不但允许而且要求信仰者对它的知识体系抱有怀疑与批判的精神。[1]

 

正是基于对怀疑与信仰的上述看法,笔者以为顾炎武的儒学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它已经是一种科学的学问了,而是说,它所内在地包含着的科学的怀疑精神使它有可能把传统儒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的学问。

 

科学的怀疑精神是与创新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对一种自己所信仰的知识体系的怀疑,就是意味着要对它进行创新和发展。顾炎武在学问上之所以推崇朱熹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因为他看重朱熹能够“集诸儒之大成”而“发挥王道”[2]。所谓“发挥王道”,其直接意义就是在于反对从事经史之学的学者崇拜“先王”而对“先王之道”作绝对化或僵化的理解,强调在经史研究中不但要继承“先王之道”,更要对“先王之道”有所发挥和创造。

 

在顾炎武看来,从事经史研究的意义不过是在于“引古筹今”[3]而已;既然要“引古筹今”,就应该从“今”之实际出发,根据其实际情况,变革“先王之道”,使之合宜于“今”。事实上,顾炎武是清醒地看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4]的客观情况的,并且因此主张“唯变所适”[5]。他的创新与变革精神是同他的这种来源于《周易》的“唯变所适”的发展观内在相通的,也是完全一致的。

 

因其主张知识的创新,顾炎武遂有“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6]之说。也正因其强调写文章须有创意,他才反对“程文格式”,认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为之,故日趋而下。晁董公孙之对所以独出千古者,以其无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异之才出矣[7]。所谓“毋拘以格式”,即是主张冲破陈规老套,大胆创新。以此,他更要求国家解除过于严密的“禁防束缚”,为人们的知识创新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认为“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8]

 

顾炎武本人的著述活动就十分自觉地贯彻了知识创新原则。其《日知录》自序有云:“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9]这表明其在知识创新问题上是达到了知行统一境界的——他不是坐而论道地空言创新,而是力求言行一致,以自己的知识创新实践来实际影响世人,以启发、引导后世学者进行知识的创造。

 



[1]这种区别所表征的是,宗教信仰所追求的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抽象的人生目标,由此所导致的人生是一种虽然恒久却是虚幻的人生;反之,科学信仰所追求的则是一个变化发展的现实的人生目标,由此所导致的人生是一种虽然短暂却是真实的人生。人之信奉宗教,是因其不满足于人生之短暂,而宁可寄永恒于虚幻;人之信奉科学,是因其满足于人生之真实,而宁可短暂勿求永恒。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实乃是人生本身的矛盾,即人生在世既不欲其虚幻而又欲求其永恒。只要人类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矛盾就必然存在而无可消解。

[2]参见:《亭林文集》卷五《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

[3]《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八》。

[4]《日知录》卷五《三年之丧》。

[5]《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易书二》。

[6]《日知录》卷二十一《诗体代降》。

[7]《日知录》卷十六《程文》。

[8]《日知录》卷九《人材》引叶适语。

[9]《日知录》八卷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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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立 汤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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