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是儒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它具有宗教意义[1]。原始儒学中关于“天”的观念和信仰，是渊源于商代宗教中关于“帝”（又称“上帝”）的观念和信仰。但孔子信奉“天命”，乃是基于其“巍巍乎！唯天为大”[2]这种以“天”为至高无上者的观念和由此产生的对于“天”的崇仰之情。这个“天”不同于商代宗教观念中那个能说会道的“帝”，它能使“四时行”、“百物生”，却不是像“帝”那样靠发号施令来实现。孟子更明确指出：“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3]这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但孟子又进一步提出：“诚者，天之道也。”[4]他认为归根到底“天”是以“诚意”来影响万物的，万物之所以能遵从“天道”而行，是由于“天意至诚”而感动了万物的缘故，因为“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5]。这意味着，到了孟子这里，“天”以及天下万物都被赋予了道德意识属性。在此基础上，他更提出：“思诚者，人之道也。”[6]即认为人不仅具有先天的道德意识属性，还能以后天自觉的“思诚”来回应“天”的“诚意”。这样就确立起天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即人感动于“天”而“天”反过来亦为人所感动这样一种天人之间的道德情感交流关系。

 

在孔、孟着力探究天人之间如何相互影响而达成其统一的基础上，汉儒董仲舒更进一步探究了天人之间为何相互影响的原理，他并借助于《公羊春秋》“伍其比，偶其类”[7]的主观类比方法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理论，从而深化了孔孟的宗教思想。但是，董仲舒持“天谴”“天威”之说，则表明了他的宗教神学理论也有偏离孔孟宗教思想理路的地方：在孔孟那里，“天”是一个温情脉脉、以身作则的道德榜样，一个以德服天下的宇宙主宰；可是到了董仲舒这里，“天”却摇身一变成了宇宙间最高的道德立法者（“道之大原出于天”）兼最高司法官和执法官，他以“灾害”和“怪异”相威胁，强迫人类就范于自己所立下的道德标准，而他自己则超然于道德之外！

 

董仲舒以后，儒学中关于“天”的观念和信仰，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为后儒所继承，即使像柳宗元（773—819）这样的所谓朴素唯物主义者，也并没有否定“天”的道德人格，甚至也没有否定“天”的意志人格，所以他也颇似董仲舒，牵强附会地说什么“道德之于人，犹阴阳之于天也；仁义忠信，犹春秋冬夏也”[8]。韩愈（768—824）亦有天人感应论的思想，认为 “天”作为“日月星辰之主”[9],不只是决定天文现象，还在一定程度决定人间祸福，故“民有忤于天……而下殃祸焉”[10]。

 

直到宋明理学家，如周敦颐（1017—1073）、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之类，其“天”的观念仍有略同于董仲舒者，如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11]又说：“天为万物之祖，王为万邦之宗。”[12]只是理学家们不再像董仲舒那样把主宰自然世界运行的东西叫做“天意”、“天心”、“天志”之类，周敦颐把它叫做“天道”：“天道行而万物顺”[13]。张载（1020—1077）称它为“天德”：“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14]；“天之不测谓神，神而有常谓天”[15]；“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16]。从二程开始，则一般称之为“天理”了：“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17]；“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降，便有主宰之意”[18]。无论其名称如何不同，其实质都一样，都是宇宙的主宰。

 

但是，理学中的“天”作为宇宙的主宰，却又不同于董氏神学中的那个既有道德理性又有好恶等意志情感的“天”，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只有道德理性没有具体情感意志的“天”；相应地，这个只有道德理性的“天”在主宰宇宙的方式上，也不再是像那个既有道德理性又有好恶等意志情感的“天”那样通过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来实现，而是通过“天命”使“天理”（即“天”的道德理性）内在于天下万物（包括人类），使它们各具有一个理（为人类所具有的理叫“性”），从而使万物直接受其天赋之理（性）的支配。简言之，在理学家的宗教意识中，“天”是间接地通过物之理、人之性来实现其对宇宙的主宰作用的。因此，就理学家而言，他们对“天”的崇拜，是具体表现在“尊德性”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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