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庄子》81：《杂篇》选释之9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的意涵是：有这样一种统治思路：不以财富留与后世，不浪费万物，不以等级爵位作表彰，用规矩校正自己的言行，为救民众之急而作好准备。古代“治理之术”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墨翟、禽滑厘一家偏向这种统治思路。他们主张极端的泛爱兼利，极端的非乐节用。作《非乐》《节用》，提出主张：庆贺活动无须歌舞，丧葬时无须服丧。墨子主张：泛爱所有人、兼济天下人、国家之间不采用战争手段、人与人之间不怨怼。尽管墨子好学而博闻，但他的主张与上古先王的治理之道并不相同，而是主张毁弃自古传承的礼乐制度。黄帝时有《咸池》、尧时有《大章》、舜时有《大诏》、禹时有《大夏》、汤时有《大夏》、周文王时有《辟雍》等礼乐，武王、周公作《武》等礼乐。古代的丧礼，按照贵贱等级有不同的制度规定，如，棺椁，天子规格为七重，诸侯规格为五重，大夫三重，士两重。而墨子却主张“生不歌，死无服”，无论贵贱等级一律采用三寸桐木棺材无外椁，作为作为丧葬规范。用这种主张去教化他人，恐怕不会被认为是爱他人；用这种主张施之于己，恐怕也不会被认为是爱自己。尽管如此，并不影响墨子学说的传播。然而，试想：高兴时却不让歌舞，悲伤时却不让哭泣，需要和谐节奏时却不让奏乐，这样果真合乎人的感情吗？墨子本人的确是努力践行自己的主张，活着时不辞辛劳，死后丧葬极为瘠薄。只是他的学说主张太过苛刻，推行他的主张使人忧伤、使人痛苦，很难在大众中广泛实行。恐怕这种主张无法成为引导天下人回归本真的圣人之道，因为天下人是不堪忍受这样严苛要求的。虽然墨子本人能够践行，一般人是无法做到的！背离天下人的自然本性，这样的主张更加偏离了“治理之术”的根本。

转摘自钟茂初:《<庄子>新识及其生态文明启示》，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