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成功”的偏方三例

冯兆东

2014-08-25

（修改自我的博文：中国大学管理制度问题之我见）

1．第一个例子来自东南方的一所著名大学

有一位很有成绩的学者于去年（2013）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今年（2014）60岁的他已经在该大学的副校长、常务副校长、校长的位子上长达17年了。而且，他的许多部下认为，他是一位很能干的校长。我承认，他确实做了不少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他领导的团队的学术光辉时期正是他的仕途蒸蒸而上的时期。我在评审他的团队项目申请时建议过：校长的责任比“学术带头人”要艰巨得多，作为那么一个重要大学的校长，他可能需要超常的精力和超多的时间去处理比“学术带头人”更为重要的大学事务。我当时建议：应该将“学术带头人”的担子逐渐地压到“更有时间和更有精力的年轻的人身上去”。但是，后来我在评审他的团队项目进展时发现：当时在申请书中出现的几位很有潜力的年轻人在“团队成员”中消失了。当然，我理解，人员流动应该是一件正常的事。不过，我的经历警告我：在领导者作为“学术带头人”的团队里工作是很有包袱的一件事，因为手下们只能为领导者的“学术光环”而奋斗。这就极大地挫伤了那些有潜力和有实力的科学家的积极性。

2．第二个例子来自西北的一所985院校

我在这所西北985院校看到的情形让人很不爽。我认识的一位同行（姑且叫他A教授吧）很成功地运用“平衡术”和“溜须术”完成了他学术和仕途的成功。A教授很年轻的时候做了系副主任（当时没有学院）。为了实现他的抱负，A教授首先做的就是挤走当时的系主任。当时正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聘用时期。为了防止另一位简历很强的教授（姑且叫B教授吧）对他的“政治前途”和“学术前途”构成威胁，A教授苦口婆心地劝回了一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来做“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姑且叫C教授吧），以挤掉他的竞争者（即B教授）。后来的几件事更说服我：A教授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维护他的“前途”不受威胁，根本不是为了把事业做好。A教授做院长时，当时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即B教授）主张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学院分开，以便各有一块能充分发挥的自由天地。不料，A教授（也是学院院长）用很“高尚”的理由否决了“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学院分开”的动议。后来，那位竞争者（即B教授）“怏怏不乐”地离开了。

为了他自己的学术前途，A教授辞掉学院院长，专门做起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当学院已经完全不在他的控制之下时，已经成为了副校长的A教授觉得自己的学术前途可能受阻。于是，A教授用“更高尚”的理由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学院分开了，因为A教授需要一个完全由他自己控制的“学术光环制造中心”为他竞争中国科学院院士做好一切所需的准备。A教授的所作所为也让C教授“怏怏不乐”地离开了。总之，A教授运用忽悠院士的方法(院士似乎是隐性的最高权力者)和搞定校长的技术（校长当然是显性的最高权力者）成功地维持了他自己的“不受威胁性”。在这些平衡术的玩弄过程中，A教授虽然用掉了（甚至是浪费掉了）不少学校的资源，但是却一直没有建立起一支很有竞争力的团队。

3．第三个例子来自西北的一所211院校

我不得不承认，尽管上述那所西北985院校“落后地”给A教授这样的人提供了发挥他长项（即玩弄权术）的场所，但那座985院校有着十分优良的学术传统，而且在那所985院校里成长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的优秀学者（包括不少仍然坚守在那里的优秀学者们）。但是，我在这所西北211院校所经历的一切让我完全失望。在我熟悉的那个圈子内，校长完全是“靠奴役别人”过日子的。该校校长（姑且叫D教授吧）已经在副校长和校长的位子上长达20多年了，他好像对学术并没有什么追求，也没有花精力和时间于学术研究（他也没有发表过像样的文章）。但是，要在副校长的位子上呆得稳并能上升为校长，D教授必须（必需）有一个在校内能拿得出手的学术简历。于是，他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去做三件事：①抢到最好的研究生，②迫使教师们为他写基金申请书，③几乎整个院里的教师都为D教授（即校长）的简历忙碌着。慢慢地，D教授也认为他自己很是牛气，因为他的简历厚得屡屡得奖。慢慢地，学院里的教师们也觉得他们离不开D教授啦，尽管他们是被奴役的。

下面我要叙述一件事情的全过程，以揭示大学如此运行的不合理性。那是2012年，全国上下都在炒“协同创新”。这所西北的211大学也不例外。先是该大学里的八大强人（也是该大学八个比较成熟领域的学科带头人）都发起攻势，准备成立八个“协同创新中心”。后来的消息说，成立八个中心是不可能的，于是权力的大小就成了决定因子。最终是校长（即D教授）和一位最有权势的副校长结盟，成立了一个“协同创新中心”，其它的“协同创新中心”统统搁浅。校长和副校长虽然结盟了，但是他们自己并不清楚他们二人的契合点在那儿。于是，他们各自命令他们的母院院长（即他们出身的学院）去找思路和写本子。素不知，院长既无想法也无写本子经验。怎么办呢？院长又下命令给两位年轻的副院长：必须在两个月内拿出本子。这两位副院长只能辛苦地在网上找材料了。

两个月后，教育厅的“协同创新”答辩日期逼近，但两位副院长的本子仍然被校长和副校长认为是“逻辑不清，语句不通，既不创新，又不协同”。出于无赖和紧急，校长命令一位新调来的教授（姑且叫E教授吧）去理顺本子，应付答辩。结果呢，E教授发现，那两位副院长并没有很用心。E教授质问两位副院长：为什么如此不用心呢？两位副院长的回答是：我们只是向校长交差而已。噢，原来这所211院校的运行规则（即：“维护权力者的学术权威性”的诸多潜规则）伤害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这种伤害从根本上阉割了一个大学的科学竞争力。后来我向许多在地方院校工作的同事诉说了这件荒唐的事，但他们毫无惊讶之意，因为上述都是他们司空见惯了的。如果全国的地方院校都如此，那是多么大的智力浪费呀！

总结：“国内人事关系和学术管理体制”令人望而生畏。国内有一句流行语将大学教师的“忐忑心理”描绘得惟妙惟肖。在大学里不当官，你一定是啥也做不成的（因为没有资源）。但在大学里当了官，你也不一定能做成啥的（因为没有时间）。上述的三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肯花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你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得“上跳下蹿，左右逢源”。不过，那样的话，你也就没有太多时间去认真做学问了，认真做学问既需要时间也需要一种“避开热闹”的心境。好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召唤我们：以公正、合理、有效为原则，尽力完善大学管理体制，将所有教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从根本上增强中国的科学竞争能力。

特注：如果我们不以“公正、合理、有效”为原则，尽力和竭力地去完善大学（乃至整个科学体系）的管理体制，我们就是在“坐以待毙”（至少是“坐以待欺”吧），因为我们的“不公正、不合理、不有效”是在给我们的竞争对手（包括敌对的竞争对手）提供“将我们变为太监”的刀具（至少是慢性阳萎药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