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伴随着装备制造业逐步实现从低到高的突破，从“制造”到“创造”的跨越，自主CAE软件产业同样经历着以应用为导向、研发为后盾的新兴产业自身发展和促进相关传统产业结构建设和升级的进程。要使得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创新成果形成为市场的产业基础，既要具有推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和社会科学制度设计的内生动力，更要具有能够顺应市场化发展模式和服务国家利益的政府职能转变紧迫感。总之，在推动新兴产业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有创意、有创新，更需要有振兴自主软件产业的历史责任感和维护公平战略竞争的社会使命感。

2          无处不在的市场化力量

过去的几个世纪，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最大影响的，莫过于公司这个宠然大物。无论喜爱还是憎恨，作为市场经济中无可替代的组织，总象空气一样缠绕在人们身边。三十多年来，当突破了计划体制坚冰的市场经济，再次唤醒了这片土地上沉睡已久的激情时，崛起的大国借助市场化力量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然而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经济结构转型任务更加紧迫，继续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已经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已经没有动力推动其继续下去。

这个动力来自市场，具体到CAE软件产业，当然是整个市场经济中的“沧海一粟”，再涉及自主CAE软件产业发展途经的讨论，也仅仅是“术、道、势”中微观层面的“术”而已。以往对“术”的关切相对较多，而对于“道”与“势”的关注程度欠缺，对于一门新兴学科要成为一项新兴产业，从工程科学到社会科学的跨越，更有必要关注建设新兴产业时所处的时代特征和市场模式。

2.1     资源整合的市场化历程

最近拿到一个介绍大连理工大学近来研制成功“工程与科学计算集成软件平台 SiPESC”的PPT文件。看过一遍，对该软件系统的功能集成度和发展进度着实感到振奋：记得前些年在筹办CAE技术公共服务平台时，对国内CAE软件的功能做过些了解。那时就知道大连软件拥有的功能已经涵盖了众多的领域，有些功能甚至可以超过某些单个的国际主流软件所包含的功能，然而这些都属于大连软件整个“家族”的资源，还不能集成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进行运算。现在能够集“随机振动、参变量方法、控制求解、优化计算”等功能于一体，以一个窗口对外，显示了整合后的整体力量。这其中的每个功能都是历经“项目考评、学术研究、工程应用”等一系列“锤炼”后的丰硕成果。其实在大连的软件系统中，还有些其他独具一格的功能并不“显山露水”但很是实用，如软件系统提供的多级多重子结构算法和工程数据库管理等。当年在读那些软件时，对其中关于数据管理的构思真有些不禁称绝。数据集中被放在一个取名为“BANK”的模块里，进来的对象是稀疏的矩阵排列，在里面被排得整整齐齐，不留一个空白点的组合排列，如同一个现代化仓库，占天占地，满空间全自动。要使用时又释放为原来的初始状况。以时间换空间，实现了小机器解大题目的工程问题。数据库不仅包含常见的信息，而且包含着与工程相关的数据功能，颇具特色。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整合的成功来之不易，然而整合背后依然有许多更深层次的关系有待理顺。

记得刚接触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的前身）的CAE软件时，那时有大型的可以在“719”机上运行的软件，也有在只有16K内存的微型机上计算的程序，大小不一，组合以机器大小为对象。以后有了更多的软件系列，分蘖而立，成为各有特色、各有创意、各有水平的软件产品，到如今又集成为一体，算是应了一句“合久必分，久分必合”的老话。其实，合和分都有其必然规律，在高等院校现行的考评体制下，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考评范围和要求，分是为了明晰所做的工作成绩和进度，便于区别其他因素的干扰；合是为了形成合力，壮大整体势力一致对外才有赢得更大发展空间。然而“合”在有的时侯并非就是一件功德圆满的好事，要有更明晰的激励相容政策才能称得上是好事。当初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没有给农民带来富裕，同样一块土地，“包产到户”改变了面貌，到如今在确认“土地产权”的合作社机制又带来了新气象。“上帝在他的天堂里，整个世界都是那么美好！”分分合合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产权”激励机制下的分散化决策是否顺应潮流。每个掌握“智产”资本的经济人都有自主决策的权利，在给定的各项约束条件下都有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和权利。市场经济承认每个经济体的利益作为前提，每个人、每个单位、每个企业的利益和贡献得到保护，整合蕴藏着生机的同时也隐藏着玄机，看似波澜不惊却要有忧患意识。当然单打独斗在市场化竞争中难以取胜，整合是必然趋势。

资源是流动的，在有需求的地方，价格就上升，由于稀缺，所以显得珍贵。面向市场的企业是经济社会中的独立体，企业以追求自身利润和效用的最大化为目标；处于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都是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人，以追求个体利益和幸福感为理想。保护经济人的知识产权，以激励机制设计，使参与经济发展的所有参与者都在其过程中得到好处，使决策者（政府）想做的事，就是当事人（企业或经济人）要做的事；同时，社会人（企业或经济人）想做的事，也是政府（决策者）要做的事。有取有舍，有进有退，才构成了整体的优化。当前社会上以眼前取得“产值”“利润”为尊的现象影响着学术界的价值取向，时把项目考评标竿放在市场的短期赢利大小上，放上一条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折算数目成为“时髦”。重应用轻基础的“急功近利”现象，使得技术上多了应用性、个别性，而理论上少了系统性、科学性。将“973”“863”的基础理论研究方向一味向市场应用前移，致使理论研究后劲乏力、积重难返。市场运营中的销售人员尚有“给和尚推销木梳”或“给光脚的卖鞋子”的行业转换，而基础理论研究方向需要有其长期积淀的特定指向，由此“智产”的价比的指向也是特定的，顺其自然或为无可替代，再行改行或将无所适从。同样是整合的资源，务必给“埋头苦干”科学家的成长环境以扬长避短的呵抚才是激励相容所在。在以知识运营为经济增长方式的市场经济模式中，资源整合不再被命令或控制，而是表现为共同价值的激励相容。建立在自愿合作、自愿交换基础上的经济上的自由选择在分散化决策的市场机制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是保证竞争市场机制导致资源最优配置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1]。

市场经济的竞争是资源的竞争。资源整合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竞争能力的强度和力度，需要更多体现契约授权、分散决策和互利互惠的精神。决策者愿景的实施，可以“由上而下”地进行推行和传递，但只有在激励相容的条件下才能在过程执行时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资源整合的范围有大有小：编一个程序需要数学原理推导和机器代码编写；建自主产业需要生成对应的市场供需体系。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格局中，面对的是全球性的竞争，就不能“以整合中国资源应对全球竞争”的思路，而要修炼到以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去接受挑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以其无处不在、无所不为的市场行为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影响着企业在市场地位的变化，驾驭着市场发展的每一个进程：

“在公司成为研发主体之前，科技发明主要是由少数杰出人士完成的，他们在大学、学院或者工作室工作，大都是由个体做出发明，然后努力将这些发明推入市场”。^[2]当人们还在关注产学研结合进行“科研成果转化”的时候，“公司的崛起意味着研究与开发第一次开始系统化，公司取代了个人实验室，然后宣布我们将从收入中拿出15%来尝试我们的新想法，即使今年没有任何收益也没关系，我们将用10年收回投入”。^[2]作为科技创新的基础和支撑基础，“如何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这个让很多国家苦恼的问题，在市场机制下早已有了答案。一连串的经典案例不断表明，公司能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成本，把试管和柜台连接起来”。^[2]

过去我们有过值得称赞的“一条龙体制”，那是“建立起从中远期研究、开发、生产、 系统测试、销售、培训和售后服务的一条龙体制”。然而“假如一个科技工作者长时间花主要精力去搞经营，就不大会有精力去钻研技术上的新途径”^[3]。究竟如何才不失为一个成功企业发展的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George Stigler说过：“纵观美国著名大企业，几乎没有哪一家不是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应用了兼并收购而发展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现在占据产业垄断地位的如杜邦的大企业可以化重金“决定启动一个只做研究、纯科学的基础研究项目”，并迅速把“一个由基础科学产生新发明并诞生了新产品的例子”，从而声名大噪，一往无前。“公司不仅通过生产创造价值，而且还可以通过改进产品创造附加价值”^[2]，资源整合就犹如流水线上的一个节点，在资本的兼并收购中，牢牢掌控着整条产业链的全程联动。

市场竞争中的博弈，使得任何势力的崛起就必须直面全球化竞争之“势”，要熟练运作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巧借市场的动力推动新兴产业建设和经济结构转型。“在市场中只要存在竞争，就一直会鼓励创新力、想象力、企业家精神和新的行为方式，因此，归根结底，一个受指挥和控制的经济，总是不如真正的市场经济”^[2]。建设新兴产业，有时是后来者，前面失败者的教训要汲取，思路不变就不会成功；前面成功者经验可以借鉴，但国情不同，环境和条件也会不同，因此成功还是不可复制。面向市场的共性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作为市场主体的形成和演变，首先需要感知市场的运行模式，寻找到成功的市场模式为新兴应用技术产业铺就成功的道路。

2.2     市场化进程中的产业建设

       资源整合的范围有大有小，并不是将涉及的领地拓展越大，其成功的机会就越大，而是基于初始的起点，以适合市场需求规律向外拓展其所在的价值链，形成“增值保值”的价值网络。上世纪八十年代参加在Pittsburgh召开的ANSYS年会，就听说John A.Swanson博士是个在游艇上都能不受干扰编写程序的科学家，专攻有术，成就所从事的软件系统应是顺理成章。其实国内从事软件系统开发的人群中不乏“废寝忘食”、“走魔入火”的理论科学的实践家，也不缺解决工程项目难关的工程应用科学家。然而类似Swanson公司的华丽转身使得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应是面向市场经济进行资源整合的成功，而国内软件系统依旧在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夹缝中“拾遗补缺”，这与缺少合适的市场经济环境分不开的。以往的CAE软件开发大都是从研发者个体的立志开始，再逐渐向外围拓展，缺少了从制造到市场的产业链延伸，使得原本属于创造智慧财产价值最大的研发端，等同于附加值最低的软件制造工场，后端没有形成相关营销与服务的品牌支持，整个就犹如“水中的浮萍”，有顽强的生命力，但飘泊无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整合是政策主导下的资源配置，特别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社会资源的组合有别于市场经济的资源共享，一般个体经济人难以有所作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民有所呼，要有“应”才能形成产业链资源整合的价值网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下具有自主、平等、竞争、开放和法制等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新兴产业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社会资源的最主要配置者和原始资本积累的诱导发展，起着决策、指挥作用；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汇聚各分散决策主题（个人、集体、国家）的利益，使各自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前者是引导。后者是基础。所有影响新兴产业培育和建设的每个发展的阶段过程，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扶植和市场“无形之手”的推动。

政府用“有形之手”进行扶植，是因为培育一项重大先进技术形成一个战略新兴产业，关系到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指导未来发展趋势，要使其在经济建设和科技竞争中发挥支柱性的作用，是个艰难而且渐进的过程，政府的“有所作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战略新兴产业有着“战略”的特征，技术花钱买不来，有时商品也“禁运”；同时也表现“新兴”的特点，市场容量没有启动，受众和接受面呈观望状态，况且有些领域属“后发制人”的突破，把握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的途径，其前瞻性和策略性尤其重要。然而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应该是市场“无形之手”推动的结果，产业政策上“有所为”，市场发展中“有所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把双刃箭，政府表现得热情过度，就有可能产生权利寻租的机会，也会违背产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影响其健康成长。缺乏自主核心技术而又想急于求成，“低水平重复”的简单投入所造成新兴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要从源头上加以纠正，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循序渐进的方式予以动态推进，才能降低风险并取得实效。

1883年11月18日，美国第一个全国统一的铁路时刻表诞生，这一天的正午时分，美国东部的时钟全部回拨，从此，上帝的时间被改用人间的指针来度量，改变这一切的，不是宗教，不是政治，甚至不是科学本身，而是一个叫作公司的组织，当然，被公司改变的绝不仅仅是时间^[2]，还有人与人相处的秩序，国与国竞争的规则。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内生的、主动的适应市场发展规律，无疑给新兴产业建设指点了自身定位和发展空间。

我国自主CAE软件系统从其诞生之日起，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服务对象，其自身定位随工程项目和科研经费来源所划分，其发展空间由服务对象需求和项目继续程度所就确定，较难形成具有自主发展和深化的地位。随着国外主流软件的市场垄断和商业推广，竞争更加激烈，然而凭据理论研究水平深厚和力学服务范围广阔，利用传统优势在市场开拓和技术应用中可以开拓出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第一，重点科研立项与重大工程技术攻关具有政策引导的扶植和实施关系，这层关系是确定自主软件产业发展定位的重要基础；

第二，重大工程项目和科研前沿研究是体现国计民生发展战略的标志性建设，外部“技术禁运”和内部“保密制度”给科研人员带来“独享”施展才华的空间，也为技术的工具化和商品化带来契机；

第三，重大工程项目中蕴涵的领先技术应用成果和确立的技术规范，具有引领行业技术进步和带动行业技术发展的优势，既是长期合作的服务对象，也是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四，对于科研前沿研究的技术人员，可以专攻跟踪该项技术的发展，以其学术专业之长，避其市场营销之短，隐其另行改行之苦，使学者的“智产”性价比在市场上更加增大。

3          结语

筑就战略新兴产业是民族强盛的需要，站在更高的层面去指导战略部署，应是政府不可或缺的责任。就象影视剧的制片人，关注影视剧的商业属性，决定导演人选、审核资金、演员、拍摄、洗印，推销的每个过程，不羡慕演员光鲜亮丽的“主角”形象，给导演以展示才华的舞台，虽不站在台前炫耀，只在成就中收获最大效益；政府犹如新兴产业的“制片人”，搭筑平台、汇聚资源，让人们成就梦想。新兴技术应用推广的“主体”是企业，是面向市场竞争的经济实体，如“制片人”从后台走向前台，不是“玩票”就是“下海”，“角色”变了，定位也就相应得变。“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化运作”，本应该是企业自己搭台的事，因为是扶植，所以政府来引导，市场的主体依然是企业。政府的职能是服务，是搭建平台，若想作为市场化的主体来实践，其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的共同身份势必使其难以应付。

“平台”体现的是政府管理、引导产业建设的“服务”职能，而“主体”则为企业在市场中勇于“担当”功能。无处不在的市场化力量催生了新兴产业的诞生，也是市场化力量考验着新兴产业是否可以生存或者发展。

[参考文献]

[1]      田国强,夏纪军,陈旭东.破除中国模式迷思 坚持市场导向改革[EB/OL].http://www.zgjrw.com/News/2011228/home/852023791800.shtml.

[2]      《公司的力量》节目组.山西教育出版,2010,08.

[3]      王选.保证产品生命力的"顶天立地"模式[J].计算机世界,1993,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