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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对德国建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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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我数年前参加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的长篇论文的一部份，我觉得莱布尼茨在对德国建国的作用远远没有被我们中国人认识到。只知道他是个哲学家、数学家等，实际上他当年在未普鲁士宫廷服务是所作的各种政策咨询工作的意义，我认为要远大于他目前被我们承认的贡献大的多。这就是我为什么对莱布尼茨感兴趣的地方所在。
德国的莱布尼茨（Gottfrido Guilelmo Leibnitio，1646－1716）对我国的知识界似乎可以说并不陌生。都知道他是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发明了微积分。但是，有谁知道他还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文学者呢？他的著作或者说《莱布尼茨全集》至今德国科学院还在整理，直到2050年才有望出齐？有谁知道他终身关注着中国？因为他在世的时候正是清王朝康熙年间（在位期1662－1722年），2000年北京科学出版社专门出版了《莱布尼茨与中国》的纪念文集，《中国近事》发表3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年我国又出版他写的《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l temporis illustratura），据说这是拉丁语版以外的惟一译本，被列入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从他20岁发表《论组合术》（1666）这篇逻辑学文章首次提到中国文字不是拼音文字，到他去世的最后一篇《中国自然神学论》（1716）可以说他终身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李约瑟博士在他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二卷“科学技术思想史”专门辟有一节“朱熹、莱布尼茨和有机主义哲学”以及一个附论“《易经》和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尤其是治理国家方面的经验，莱布尼茨也是功不可没。美国学者孟德卫是研究莱布尼茨与儒学的专家曾经写过一部《莱布尼茨与儒学：求同》（Leibniz and Confucianism: Search for Accord）。莱布尼茨生前自己就曾说过，根据他生前发表过的东西来对他进行评价肯定会遭到误解。在短短300年间德国从一个不毛之地建成西欧发达国家，与莱布尼茨当初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当年最艰苦的岁月里。
莱布尼茨生活的年代根本就没有当今统一的德国，而只有所谓的一个叫做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或称“第一帝国”名存实亡的统一体，但真正握有实权的却是大大小小300多个军阀割据的“邦国”、“选帝候”、“公国”还有成千的“骑士”之类的“草头王”。他们各霸一方，住在自己的城堡或领地或封地里，称王称霸，作威作福，鱼肉百姓。而莱布尼茨呢，就在帝国北部的普鲁士某个宫廷里供职，充当宫廷多方面的顾问工作。那么普鲁士在地图上地准确位置在哪里呢？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作为地理名称的普鲁士，也只能算是个历史地理名称，即便如此也是个很笼统的概念，没有一个很整齐划一的说法，有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之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具体的位置大致就在当今的波兰和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地区，当时叫做哥尼斯堡（K?nigsberg），即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1724—1804）的生卒地，注意德语到了康德时期还还没有完全定型。普鲁士在当15世纪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 family）被那个松散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派到当今的德国勃兰登堡（Brandenburg）地区镇守时，这一片荒凉的地区被称为“帝国的沙瓶”，意思是除了贫瘠的沙地之外一无所有，连现在作为德国人主食的马铃薯还是几百年后才从美洲引进的。1618年，当霍亨索伦家族通过联姻继承了普鲁士公国之后，这个家族的势力才向东部延伸，也才与“普鲁士”这个名称挂上钩。而且，当时它也仅仅继承了普鲁士这个地区的一半——东普鲁士，即当今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地区。1701年1月18日，这个家族的弗里德里希三世选帝侯之所以能自我加冕为普鲁士王国的国王，把他治下的疆域从公国提升到王国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块落后的地区不被帝国皇帝看重。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说，普鲁士的出现是欧洲独一无二的现象。别的国家都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的，而普鲁士却是从一无所有中人为造出来的。然而，欧洲各国的君主们没有料到，恰恰是这个从一无所有中诞生的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欧洲最强盛的国家。
普鲁士凭着什么崛起呢？立国前后，它其实只有一项财富——一项精神财富，即它的基督教新教的加尔文教派信仰。正是这个教派基本的伦理道德培育出了普鲁士后来的以宽容、开明、勤奋为基本特点的精神，而又是这种精神奠定了它日后一系列在欧洲最进步的政策，从而使普鲁士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加尔文教派强调工作的成就是“上帝恩惠”的表现，从而在社会上带动起节俭、勤劳、讲求效率的风气，养成着眼于未来“长期投资”的习惯。这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正是从这里得出了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结论。只是当时普鲁士王国的统治者们自己未必明确地意识到这笔精神财富对普鲁士日后发展的作用罢了。
这固然不错，实际上，韦伯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没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哲学家的莱布尼茨的作用，即作为一个政治上的民族国家（nation）的出现，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
光靠省吃俭用中国人并不亚于普鲁士人，为什么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当英国人把中国打败了，那个以会过日子著称的道光皇帝还在问那个英吉利到底在什么地方呀？那么，莱布尼茨究竟在普鲁士作为民族国家中的崛起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政府的作用即征兵和征税如何完成，用现代的术语说，二次财政转移如何完成？公共事业如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公务员开支等等仅仅靠私营部门就行了吗？先简要的回顾一下17世纪西方的历史吧。别以为西方一下子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英国人曾经写过一部叫做《16、17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的书有一句话我以为概括的比较准确，17世纪哲学仅仅是神学的侍婢，而大学则是教会的灰姑娘。事实上，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大多数现代思想先驱完全脱离大学，或者同大学保持松弛的联系。换句话说，三、四百年前，我们要去欧洲留学的话，他们那里大概就会教《圣经》，也就是基督教神学和拉丁语希腊语在加上修辞学之类的学问，就连我们现在普通中学课本学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哪里有什么现在的科学技术啊！因而，这个具体的历史背景我们一定要有关清楚的认识。
那么，莱布尼茨在德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究竟起到过什么作用呢？1990年加拿大学者哈金（Ian Hacking）曾写过《驯服偶然》（The Taming of Chance）一书，1975他还写他过一部《概率的突现》（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这两部著作都很成功，尤其是第二部，曾被美国现代文库（Modern Library）评为20世纪100部英语写作的最佳非小说类读物之一。但这两部著作材料有很多重复，我以《驯服偶然》（中译本）为主轴，来看莱布尼茨为德国的崛起究竟做了些什么具体工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问题不在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那么西方世界，尤其是德国，是如何被改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呢？莱布尼茨在改造西方世界中有什么我们可以借鉴的之处的？《驯服偶然》这本书就给我们讲述了很朴素的这样的故事。有的时候还真奇怪，没想到人家改造世界的办法，竟然还是从我们这里学了去的。
前不久，我到北京雍和宫那边的文庙看科举考试的展览，到头来一看英国的文官制度的考试，也是从中国这里借过去的，这倒令我感到有些好奇了。以前都说我们古代的科举制度是多么害死人，可是外国人家确还拿去当成好东西，还要向我们学习，这的确值得令人反思。我想对于莱布尼茨似乎也是同样，以前我们都说他是唯心主义，但是当我读了哈金教授的书之后，我对莱布尼茨的印象也有了较大变化。随着我个人研究的深入，事情远远没有向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先不扯那么远了，还是先来看看莱布尼茨吧。
实际上，莱布尼茨是17世纪普鲁士官方统计学的哲学教父，没有他为普鲁士奠定下的基础，德国似乎就很难有今天这样的成就。而他的基本主张就是为了确定普鲁士的基本国力就应该设立一个由普鲁士国创立的中央统计局，从而来对这个帝国的人口多寡进行统计以衡量这个国家的真正国力。这是莱布尼茨于1685年左右阐明关于创建一个中央统计机构的理念。为什么要设立一个由中央直接控制的统计机构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在中世纪被视为铲除异己和消灭异端学说的恐怖机构。如果被该机构判罪，则是非常可怕的，如女巫被烧死、异端学说遭到禁止等。中世纪的欧洲实行政教合一，君权神授。所以异端学说也就是反国家的罪行，它在罗马法，即《查士丁尼法典》（Code of Justinian）中被定为死罪。国家的统治者们相信自己的威权来自上帝，他们无法容忍异端分子的存在。普通人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异端分子是危险的外来者，必将招致天谴。在中世纪早期，被控为异端的人会被带到当地统治者那里接受审判。所以被宗教裁判所判定有罪是件很恐怖的事情。
而始于15世纪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在欧洲历史上是件大事件，它的影响不只仅仅限于信仰活动，它与文艺复兴、地理发现、工业革命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绝对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凡是涉及到改革的东西都会触及到利益，尤其是宗教这样涉及到信仰方面的重大问题，引发社会整体环境的变化是绝对不能低估的。欧洲历史上所发生的由神学家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领导的宗教改革引发了日后的“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 1618—48），结束该战争的“维斯特伐里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其核心内容是每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宗教，标志着世俗政治国家的肇始，尽管如此，教会的势力依然很大。可是，这场战争对日耳曼民族发展史上的直接后果却是一场大灾难，不仅导致人口锐减，而且将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侯人数提高至300名，南方的哈布斯堡（Habsburg）皇室的权威开始动摇。神圣罗马帝国至此虽然已有名无实，但仍继续苟延残喘150 年，政治实权却依然掌握在林立的地方小王公贵族手中。
首先，要了解那个叫做“维斯特伐里亚和约”的著名历史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所谓的“三十年战争”的终结，所谓“三十年战争”指的是1618年爆发的“新教同盟”和“天主教同盟”之间的宗教战争，在这两个阵营中的对垒中，还有不同派系的和诸侯之间的争权夺利以及其他外国势力的干涉，战争直到1648年签订该“和约”才告结束。“和约”的基本内容为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一种有效的制度终结，标志着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兴起。和约使瑞典、法国及其盟友得到大片领土，承认荷兰和瑞士的独立，确认德意志诸侯的主权，加强帝国议会的权力，削弱皇帝和选候的权力，规定天主教教徒、路德宗信徒和加尔文宗有平等的权力等。
其次，是要了解“三十年战争”这场宗教战争是在哪里打的，说实在的打的实在荒唐，主要战事发生在普鲁士境内，可好处却都是别的国家得到了。这就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正是从这里得出了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结论。我以为韦伯是只看到了结果没看到过程，信仰的自由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以为一祷告，一划十字，天上就能掉馅饼了？那可真神了，那是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冻死在街头前看到的景致吧。他没看到当时的景象是个什么样子。恩格斯在谈到当时的状况时写道，“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献血。”也就是说，你要信仰自由吗，路德宗信徒和加尔文宗要争平等吗，那就在你那里打吧。然后给你个虚的信仰自由，实际利益却没有你的份，都让别的国家拿去吧。直到后来那个叫做“铁血宰相”的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才最终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第一帝国最终被法兰西的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I，1769—1821）推翻，而德国则以三次王朝战争通过荣克化走向在现代化，奉行了一条铁血政策，直接导致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的诞生，为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是短命的，其影响至今都未消除。但那是后来政治上的事情。但需要指出的是，没有莱布尼茨奠定的基础也是不可能实现统一的，即与民休息，走和平之路。我以为，这是我们今天在现代化过程中要吸取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过程中如何在大国博弈的过程中更要注意，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主题变奏的重要意义。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除了能够直接管辖奥地利和捷克等部分地区之外，对北部的普鲁士境内其他诸邦国从来未能行使有效的统治权。“三十年战争”之后，皇帝建立统一帝国的希望完全破灭，“维斯特伐里亚和约”更承认帝国诸侯有独立的外交权力，这就使这种分裂局面更进一步固定下来。
当时的“德意志”实际上无非是个地理名词，境内有三百多个邦国，此外还有许多不属任何邦国的城市以及近千个骑士领地都是各自独立而不相统属的。这种极端分散的封建割据局面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当时就是这样一种状况。还谈什么现代化？有点钱的，也无非就是些小手工业者，分散在各个宫廷、官府、贵族和军队的需要服务而经营一些小规模工商业的市民而已，充其量只是依附于封建王室或诸侯的一些分散的狭隘的地方小集团。实际上，要按我们的成分来看，他们至多就是能划入手艺人，小业主、行帮，这就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啦，恐怕还算不上吧！。首先让来看看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中描述的场景吧：“我新近获知，在法国王室的派遣和法国耶稣会著名人物拉善斯和维利乌斯的大力支持下，法国传教士张诚和白晋已经同另外四位皇家科学院的数学家前往中国。他们将不仅为中国皇帝讲授数学，并且讲授我们的哲学。长此以往，我担心我们将很快在每个重要的知识领域落后于中国人。我并不嫉妒中国人的觉醒，而是从心里为他们祝福。
莱布尼茨写这段话的1697年，距离说中国是“东方睡狮”的那个拿破仑一世推翻“神圣罗马帝国”的1806年，仅仅相差109年。从这里不难看出，莱布尼茨的心情是复杂的，“三十年战争”使得法国不仅在领土上占了先机，而且在海外传教和殖民方面也走在了前面，身为德意志宫廷外交官的莱布尼茨固然是有他的倾向性的，但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却看到了因为宗教信仰引发的战争对老百姓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妻离子散、颠沛流离实在是太不值得，信什么不都是信嘛，人生那么短暂，老百姓的生活条件那么艰苦，却还有为那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信上帝、信佛祖、信穆罕默德都可以嘛，为什么一定非闹得兵戎相见呢？他接着又说到：“我这样说，只是希望我们也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对我们更有利的东西，特别是实践哲学和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暂且不论他们的其他成就。不管怎样，我觉得鉴于我们目前面对的空前的道德没落状况，似乎有必要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给我们传授如何应用与实践自然神学，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向他们教授启示神学一样。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们借一个超人的伟大圣德，亦即基督宗教给我们的神圣馈赠而胜过他们，如果推举一位智者来评判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评判哪个女神最美貌，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判给中国人。”这就是莱布尼茨在1697年左右所见到的真实情况描述的描述！。这句话用的是虚拟语气，说得还算客气，翻译成今天的话语就是说是说我们怎么那么不幸呀，把上帝给了我们，让我们天天抱着女神，而把面包给了中国人，让他们天天有吃的。这话可能夸张了一些，可是，情况也的确并不乐观。为了用数字说话，我还是要不厌其烦的引用一些具体的实证材料。莱布尼茨对所有种类的统计问题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兴趣，而且就疾病、死亡和人口诸问题进行了积极的通信。他提出56个类目对一个国家进行估计，其中包括分性别的人口数量、社会地位、可持武器的身强力壮男人的数量、可以婚嫁的女人的数量、人口密度以年龄分布、儿童死亡率、平均寿命、疾病的分布以及死亡的原因等等。像他的许多计划一样，这种罗列在当时属于未来学的范畴，要等很久以后才能成为现实。无论如何，我们先来看一段后来的描述：
“特兰托，1786年9月11日。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自我安慰道，在我们这个人们满脑子都是统计数字的时代，所有这些大概已经被印成人们能够在需要时参考一下的书籍——歌德
下面这段引文则是英国统计局局长的话“爱丁堡，1798年1月1日。许多人起先会对我使用这两词感到惊讶，“统计学”和“统计学的”……1786年，当我刚好在穿越欧洲北部的一次极其漫无边际的旅途中，我发现在德国他们正从事一种被称之为“统计学”的政治探究。在德国，统计学意味着一种旨在弄清楚一个国家的政治实力，或有关国务问题的探究；而对该词我所获得的印象是对一个国家状态的一种探究，其目的旨在弄清楚其居民所享受的幸福的量以及未来进行改善的方法。”
德国大文豪歌德（Johann W. Goethe, 1749—1832）在其《意大利游记》（1786－88）中的描述，歌德离开魏玛去意大利，在他那个古典艺术之国度过的一段时期，成为他的创作的一条分界线。这位写出《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大作家现在所见到的景致是浪漫的还是实证的？本来是想到南欧散散心，可却偏偏躲不开那些讨厌的统计数字，铺天盖地的统计数字，能让他有好心情吗？在写出《群峰在入静》那样的感人小诗的时候歌德已经进入迟暮之年，沧海丧田，换了人间。歌德写《意大利游记》时候，莱布尼茨已经去世整整70年了。
其他人的情况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再看看那时候整个德意志的精神生活吧，专横的官僚体制对科学、哲学和文学的审查和监督及其严厉，约束很强的。仅举俩例子吧，如美学家文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由于不堪忍受当时政治制度的压迫和难以容忍的科学状况而逃离德意志，德意志启蒙运动的最伟大的战士古典文学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急于离开德意志，就像急于离开监狱一样；这时民族统一的意识主要表现在文学领域，无论是在萨克森还是在普鲁士，在法兰克福还是在耶那和魏玛，只有文学艺术圈子在谈莱辛、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和歌德的诗歌、剧本、长诗和评论。但这一切统统都没有用处。皇帝根本不听这一套，他就出版数字，雪崩般的数字！什么美学，诗歌，皇帝不爱看，你跟老百姓讲美学，讲诗歌去吧，他们懂？就连那时的瑞士大数学家伯努利（John Bernoulli，1667—1748）在其《六国游记》的记载，虽然在名气上无法与歌德的《意大利游记》相比，但在时间上确差不多，在勃兰登堡、普鲁士、波美拉尼亚、俄国和波兰，这位对数字具有敏锐眼光的人物是这样写的：
“……走进一所挂有老东家画像的房间之后，他不会去描述那张画像如何如何；而是猛然抽出他的码尺来量一下画像的尺寸。他告诉读者更多的是……这些画像的尺寸，而不是它们所画的是什么或谁画的。每经一地都有人向他报告当地所有的统计新闻中的内容，他对与没人知道华沙城里究竟有多少人居住而感到吃惊，但是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可以加入一个脚注，因为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正在印刷厂里呢……”这就是当时的状况。
而所有这些东西由于涉及到当时普鲁士的国家机密，都未被出版。这就是我们不能从康德那里理解莱布尼茨的道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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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对德国建国的贡献
引言
德国的莱布尼茨（Gottfrido Guilelmo Leibnitio，1646－1716）对我国的知识界似乎可以说并不陌生。都知道他是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发明了微积分。但是，有谁知道他还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文学者呢？他的著作或者说《莱布尼茨全集》至今德国科学院还在整理，直到2050年才有望出齐？有谁知道他终身关注着中国？因为他在世的时候正是清王朝康熙年间（在位期1662－1722年），2000年北京科学出版社专门出版了《莱布尼茨与中国》的纪念文集，《中国近事》发表3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年我国又出版他写的《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l temporis illustratura），据说这是拉丁语版以外的惟一译本，被列入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从他20岁发表《论组合术》（1666）这篇逻辑学文章首次提到中国文字不是拼音文字，到他去世的最后一篇《中国自然神学论》（1716）可以说他终身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李约瑟博士在他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二卷“科学技术思想史”专门辟有一节“朱熹、莱布尼茨和有机主义哲学”以及一个附论“《易经》和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尤其是治理国家方面的经验，莱布尼茨也是功不可没。美国学者孟德卫是研究莱布尼茨与儒学的专家曾经写过一部《莱布尼茨与儒学：求同》（Leibniz and Confucianism: Search for Accord）。莱布尼茨生前自己就曾说过，根据他生前发表过的东西来对他进行评价肯定会遭到误解。在短短300年间德国从一个不毛之地建成西欧发达国家，与莱布尼茨当初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当年最艰苦的岁月里。
一、莱布尼茨生活的的历史背景
莱布尼茨生活的年代根本就没有当今统一的德国，而只有所谓的一个叫做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或称“第一帝国”名存实亡的统一体，但真正握有实权的却是大大小小300多个军阀割据的“邦国”、“选帝候”、“公国”还有成千的“骑士”之类的“草头王”。他们各霸一方，住在自己的城堡或领地或封地里，称王称霸，作威作福，鱼肉百姓。而莱布尼茨呢，就在帝国北部的普鲁士某个宫廷里供职，充当宫廷多方面的顾问工作。那么普鲁士在地图上地准确位置在哪里呢？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作为地理名称的普鲁士，也只能算是个历史地理名称，即便如此也是个很笼统的概念，没有一个很整齐划一的说法，有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之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具体的位置大致就在当今的波兰和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地区，当时叫做哥尼斯堡（K?nigsberg），即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1724—1804）的生卒地，注意德语到了康德时期还还没有完全定型。普鲁士在当15世纪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 family）被那个松散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派到当今的德国勃兰登堡（Brandenburg）地区镇守时，这一片荒凉的地区被称为“帝国的沙瓶”，意思是除了贫瘠的沙地之外一无所有，连现在作为德国人主食的马铃薯还是几百年后才从美洲引进的。1618年，当霍亨索伦家族通过联姻继承了普鲁士公国之后，这个家族的势力才向东部延伸，也才与“普鲁士”这个名称挂上钩。而且，当时它也仅仅继承了普鲁士这个地区的一半——东普鲁士，即当今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地区。1701年1月18日，这个家族的弗里德里希三世选帝侯之所以能自我加冕为普鲁士王国的国王，把他治下的疆域从公国提升到王国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块落后的地区不被帝国皇帝看重。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说，普鲁士的出现是欧洲独一无二的现象。别的国家都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的，而普鲁士却是从一无所有中人为造出来的。然而，欧洲各国的君主们没有料到，恰恰是这个从一无所有中诞生的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欧洲最强盛的国家。
普鲁士凭着什么崛起呢？立国前后，它其实只有一项财富——一项精神财富，即它的基督教新教的加尔文教派信仰。正是这个教派基本的伦理道德培育出了普鲁士后来的以宽容、开明、勤奋为基本特点的精神，而又是这种精神奠定了它日后一系列在欧洲最进步的政策，从而使普鲁士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加尔文教派强调工作的成就是“上帝恩惠”的表现，从而在社会上带动起节俭、勤劳、讲求效率的风气，养成着眼于未来“长期投资”的习惯。这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正是从这里得出了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结论。只是当时普鲁士王国的统治者们自己未必明确地意识到这笔精神财富对普鲁士日后发展的作用罢了。
这固然不错，实际上，韦伯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没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哲学家的莱布尼茨的作用，即作为一个政治上的民族国家（nation）的出现，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
光靠省吃俭用中国人并不亚于普鲁士人，为什么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当英国人把中国打败了，那个以会过日子著称的道光皇帝还在问那个英吉利到底在什么地方呀？那么，莱布尼茨究竟在普鲁士作为民族国家中的崛起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政府的作用即征兵和征税如何完成，用现代的术语说，二次财政转移如何完成？公共事业如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公务员开支等等仅仅靠私营部门就行了吗？先简要的回顾一下17世纪西方的历史吧。别以为西方一下子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英国人曾经写过一部叫做《16、17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的书有一句话我以为概括的比较准确，17世纪哲学仅仅是神学的侍婢，而大学则是教会的灰姑娘。事实上，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大多数现代思想先驱完全脱离大学，或者同大学保持松弛的联系。换句话说，三、四百年前，我们要去欧洲留学的话，他们那里大概就会教《圣经》，也就是基督教神学和拉丁语希腊语在加上修辞学之类的学问，就连我们现在普通中学课本学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哪里有什么现在的科学技术啊！因而，这个具体的历史背景我们一定要有关清楚的认识。
那么，莱布尼茨在德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究竟起到过什么作用呢？1990年加拿大学者哈金（Ian Hacking）曾写过《驯服偶然》（The Taming of Chance）一书，1975他还写他过一部《概率的突现》（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这两部著作都很成功，尤其是第二部，曾被美国现代文库（Modern Library）评为20世纪100部英语写作的最佳非小说类读物之一。但这两部著作材料有很多重复，我以《驯服偶然》（中译本）为主轴，来看莱布尼茨为德国的崛起究竟做了些什么具体工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问题不在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那么西方世界，尤其是德国，是如何被改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呢？莱布尼茨在改造西方世界中有什么我们可以借鉴的之处的？《驯服偶然》这本书就给我们讲述了很朴素的这样的故事。有的时候还真奇怪，没想到人家改造世界的办法，竟然还是从我们这里学了去的。
前不久，我到北京雍和宫那边的文庙看科举考试的展览，到头来一看英国的文官制度的考试，也是从中国这里借过去的，这倒令我感到有些好奇了。以前都说我们古代的科举制度是多么害死人，可是外国人家确还拿去当成好东西，还要向我们学习，这的确值得令人反思。我想对于莱布尼茨似乎也是同样，以前我们都说他是唯心主义，但是当我读了哈金教授的书之后，我对莱布尼茨的印象也有了较大变化。随着我个人研究的深入，事情远远没有向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先不扯那么远了，还是先来看看莱布尼茨吧。
二、作为普鲁士官方统计学的哲学教父的莱布尼茨
实际上，莱布尼茨是17世纪普鲁士官方统计学的哲学教父，没有他为普鲁士奠定下的基础，德国似乎就很难有今天这样的成就。而他的基本主张就是为了确定普鲁士的基本国力就应该设立一个由普鲁士国创立的中央统计局，从而来对这个帝国的人口多寡进行统计以衡量这个国家的真正国力。这是莱布尼茨于1685年左右阐明关于创建一个中央统计机构的理念。为什么要设立一个由中央直接控制的统计机构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在中世纪被视为铲除异己和消灭异端学说的恐怖机构。如果被该机构判罪，则是非常可怕的，如女巫被烧死、异端学说遭到禁止等。中世纪的欧洲实行政教合一，君权神授。所以异端学说也就是反国家的罪行，它在罗马法，即《查士丁尼法典》（Code of Justinian）中被定为死罪。国家的统治者们相信自己的威权来自上帝，他们无法容忍异端分子的存在。普通人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异端分子是危险的外来者，必将招致天谴。在中世纪早期，被控为异端的人会被带到当地统治者那里接受审判。所以被宗教裁判所判定有罪是件很恐怖的事情。
而始于15世纪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在欧洲历史上是件大事件，它的影响不只仅仅限于信仰活动，它与文艺复兴、地理发现、工业革命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绝对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凡是涉及到改革的东西都会触及到利益，尤其是宗教这样涉及到信仰方面的重大问题，引发社会整体环境的变化是绝对不能低估的。欧洲历史上所发生的由神学家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领导的宗教改革引发了日后的“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 1618—48），结束该战争的“维斯特伐里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其核心内容是每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宗教，标志着世俗政治国家的肇始，尽管如此，教会的势力依然很大。可是，这场战争对日耳曼民族发展史上的直接后果却是一场大灾难，不仅导致人口锐减，而且将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侯人数提高至300名，南方的哈布斯堡（Habsburg）皇室的权威开始动摇。神圣罗马帝国至此虽然已有名无实，但仍继续苟延残喘150 年，政治实权却依然掌握在林立的地方小王公贵族手中。
首先，要了解那个叫做“维斯特伐里亚和约”的著名历史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所谓的“三十年战争”的终结，所谓“三十年战争”指的是1618年爆发的“新教同盟”和“天主教同盟”之间的宗教战争，在这两个阵营中的对垒中，还有不同派系的和诸侯之间的争权夺利以及其他外国势力的干涉，战争直到1648年签订该“和约”才告结束。“和约”的基本内容为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一种有效的制度终结，标志着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兴起。和约使瑞典、法国及其盟友得到大片领土，承认荷兰和瑞士的独立，确认德意志诸侯的主权，加强帝国议会的权力，削弱皇帝和选候的权力，规定天主教教徒、路德宗信徒和加尔文宗有平等的权力等。
其次，是要了解“三十年战争”这场宗教战争是在哪里打的，说实在的打的实在荒唐，主要战事发生在普鲁士境内，可好处却都是别的国家得到了。这就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正是从这里得出了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结论。我以为韦伯是只看到了结果没看到过程，信仰的自由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以为一祷告，一划十字，天上就能掉馅饼了？那可真神了，那是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冻死在街头前看到的景致吧。他没看到当时的景象是个什么样子。恩格斯在谈到当时的状况时写道，“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献血。”也就是说，你要信仰自由吗，路德宗信徒和加尔文宗要争平等吗，那就在你那里打吧。然后给你个虚的信仰自由，实际利益却没有你的份，都让别的国家拿去吧。直到后来那个叫做“铁血宰相”的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才最终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第一帝国最终被法兰西的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I，1769—1821）推翻，而德国则以三次王朝战争通过荣克化走向在现代化，奉行了一条铁血政策，直接导致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的诞生，为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是短命的，其影响至今都未消除。但那是后来政治上的事情。但需要指出的是，没有莱布尼茨奠定的基础也是不可能实现统一的，即与民休息，走和平之路。我以为，这是我们今天在现代化过程中要吸取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过程中如何在大国博弈的过程中更要注意，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主题变奏的重要意义。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除了能够直接管辖奥地利和捷克等部分地区之外，对北部的普鲁士境内其他诸邦国从来未能行使有效的统治权。“三十年战争”之后，皇帝建立统一帝国的希望完全破灭，“维斯特伐里亚和约”更承认帝国诸侯有独立的外交权力，这就使这种分裂局面更进一步固定下来。
三、莱布尼茨对中国仰慕和他身后的统计学
当时的“德意志”实际上无非是个地理名词，境内有三百多个邦国，此外还有许多不属任何邦国的城市以及近千个骑士领地都是各自独立而不相统属的。这种极端分散的封建割据局面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当时就是这样一种状况。还谈什么现代化？有点钱的，也无非就是些小手工业者，分散在各个宫廷、官府、贵族和军队的需要服务而经营一些小规模工商业的市民而已，充其量只是依附于封建王室或诸侯的一些分散的狭隘的地方小集团。实际上，要按我们的成分来看，他们至多就是能划入手艺人，小业主、行帮，这就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啦，恐怕还算不上吧！。首先让来看看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中描述的场景吧：“我新近获知，在法国王室的派遣和法国耶稣会著名人物拉善斯和维利乌斯的大力支持下，法国传教士张诚和白晋已经同另外四位皇家科学院的数学家前往中国。他们将不仅为中国皇帝讲授数学，并且讲授我们的哲学。长此以往，我担心我们将很快在每个重要的知识领域落后于中国人。我并不嫉妒中国人的觉醒，而是从心里为他们祝福。
莱布尼茨写这段话的1697年，距离说中国是“东方睡狮”的那个拿破仑一世推翻“神圣罗马帝国”的1806年，仅仅相差109年。从这里不难看出，莱布尼茨的心情是复杂的，“三十年战争”使得法国不仅在领土上占了先机，而且在海外传教和殖民方面也走在了前面，身为德意志宫廷外交官的莱布尼茨固然是有他的倾向性的，但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却看到了因为宗教信仰引发的战争对老百姓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妻离子散、颠沛流离实在是太不值得，信什么不都是信嘛，人生那么短暂，老百姓的生活条件那么艰苦，却还有为那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信上帝、信佛祖、信穆罕默德都可以嘛，为什么一定非闹得兵戎相见呢？他接着又说到：“我这样说，只是希望我们也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对我们更有利的东西，特别是实践哲学和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暂且不论他们的其他成就。不管怎样，我觉得鉴于我们目前面对的空前的道德没落状况，似乎有必要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给我们传授如何应用与实践自然神学，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向他们教授启示神学一样。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们借一个超人的伟大圣德，亦即基督宗教给我们的神圣馈赠而胜过他们，如果推举一位智者来评判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评判哪个女神最美貌，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判给中国人。”这就是莱布尼茨在1697年左右所见到的真实情况描述的描述！。这句话用的是虚拟语气，说得还算客气，翻译成今天的话语就是说是说我们怎么那么不幸呀，把上帝给了我们，让我们天天抱着女神，而把面包给了中国人，让他们天天有吃的。这话可能夸张了一些，可是，情况也的确并不乐观。为了用数字说话，我还是要不厌其烦的引用一些具体的实证材料。莱布尼茨对所有种类的统计问题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兴趣，而且就疾病、死亡和人口诸问题进行了积极的通信。他提出56个类目对一个国家进行估计，其中包括分性别的人口数量、社会地位、可持武器的身强力壮男人的数量、可以婚嫁的女人的数量、人口密度以年龄分布、儿童死亡率、平均寿命、疾病的分布以及死亡的原因等等。像他的许多计划一样，这种罗列在当时属于未来学的范畴，要等很久以后才能成为现实。无论如何，我们先来看一段后来的描述：
“特兰托，1786年9月11日。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自我安慰道，在我们这个人们满脑子都是统计数字的时代，所有这些大概已经被印成人们能够在需要时参考一下的书籍——歌德
下面这段引文则是英国统计局局长的话“爱丁堡，1798年1月1日。许多人起先会对我使用这两词感到惊讶，“统计学”和“统计学的”……1786年，当我刚好在穿越欧洲北部的一次极其漫无边际的旅途中，我发现在德国他们正从事一种被称之为“统计学”的政治探究。在德国，统计学意味着一种旨在弄清楚一个国家的政治实力，或有关国务问题的探究；而对该词我所获得的印象是对一个国家状态的一种探究，其目的旨在弄清楚其居民所享受的幸福的量以及未来进行改善的方法。”
德国大文豪歌德（Johann W. Goethe, 1749—1832）在其《意大利游记》（1786－88）中的描述，歌德离开魏玛去意大利，在他那个古典艺术之国度过的一段时期，成为他的创作的一条分界线。这位写出《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大作家现在所见到的景致是浪漫的还是实证的？本来是想到南欧散散心，可却偏偏躲不开那些讨厌的统计数字，铺天盖地的统计数字，能让他有好心情吗？在写出《群峰在入静》那样的感人小诗的时候歌德已经进入迟暮之年，沧海丧田，换了人间。歌德写《意大利游记》时候，莱布尼茨已经去世整整70年了。
其他人的情况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再看看那时候整个德意志的精神生活吧，专横的官僚体制对科学、哲学和文学的审查和监督及其严厉，约束很强的。仅举俩例子吧，如美学家文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由于不堪忍受当时政治制度的压迫和难以容忍的科学状况而逃离德意志，德意志启蒙运动的最伟大的战士古典文学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急于离开德意志，就像急于离开监狱一样；这时民族统一的意识主要表现在文学领域，无论是在萨克森还是在普鲁士，在法兰克福还是在耶那和魏玛，只有文学艺术圈子在谈莱辛、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和歌德的诗歌、剧本、长诗和评论。但这一切统统都没有用处。皇帝根本不听这一套，他就出版数字，雪崩般的数字！什么美学，诗歌，皇帝不爱看，你跟老百姓讲美学，讲诗歌去吧，他们懂？就连那时的瑞士大数学家伯努利（John Bernoulli，1667—1748）在其《六国游记》的记载，虽然在名气上无法与歌德的《意大利游记》相比，但在时间上确差不多，在勃兰登堡、普鲁士、波美拉尼亚、俄国和波兰，这位对数字具有敏锐眼光的人物是这样写的：
“……走进一所挂有老东家画像的房间之后，他不会去描述那张画像如何如何；而是猛然抽出他的码尺来量一下画像的尺寸。他告诉读者更多的是……这些画像的尺寸，而不是它们所画的是什么或谁画的。每经一地都有人向他报告当地所有的统计新闻中的内容，他对与没人知道华沙城里究竟有多少人居住而感到吃惊，但是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可以加入一个脚注，因为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正在印刷厂里呢……”这就是当时的状况。
而所有这些东西由于涉及到当时普鲁士的国家机密，都未被出版。这就是我们不能从康德那里理解莱布尼茨的道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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