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9年10月底，在“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先生驾鹤西去之际，一道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钱学森之问”再次摆在国人面前，期待着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当钱老的背影渐渐远去、舆论的焦点逐步转移之后，“钱学森之问”似乎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高等教育界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在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创新型国家建设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钱学森之问”是我们无法绕开、且必须回答好的一道问题。

 事实上，钱老4年前就教育问题的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指出：“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11月5日，《人民日报》）

 因此，钱老已对“钱学森之问”在理论上作了较为明确的回答，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实践环节破题。

 在笔者看来，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极为重要。一是适应国际竞争和教育发展潮流，我国的教育方针应体现与时俱进的质量，促进教育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其二是要兼顾人民满意和国家战略的双重需求，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提高入学率的同时要保证精英教育的施行和拔尖人才的脱颖而出，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三是那些处于高等教育分层体系顶端的教育机构，应真正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创造性人才的办学模式”来办学。

 上述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前提，教育方针的变革将牵引教育制度的创新；第二方面是关键，高等教育分层体系的建立直接关系到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的构建；第三方面是基础。钱老的关注点主要聚焦在上述第三方面。我们不妨依照钱老的思路，回到20世纪30年代钱老曾求学的加州理工学院，看看这所奉行精益求精办学宗旨的名校如何锻造创新人才。

 “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如果用几个词来概括钱老经历的加州理工学院，“创新文化”、“科教结合”、“学科交叉”或许是必须包含的要素。

 在我们看来，漂亮而典雅的校舍、完备而周详的规章、和谐而友好的气氛似乎是“创新文化”的要义。然而，优越的硬件条件经常成为不思进取的温床，“完善”的规章常常绊住创新的脚步，谦谦君子的姿态常让正义和真理错失。真正的创新文化，或许是新颖的创意、勇敢的表达、有序的辩论、坦诚的质疑、平等的沟通、通力的合作。20世纪30年代让钱学森“大开眼界”的加州理工学院弥漫着的正是这样的学术空气。此外，通识教育和综合素质培养的文化环境也是创新人才成长的沃土。

 “科教结合”要求现代大学把保存、传承、创造和发展知识作为其重要职能，通过科学研究中培养创新人才。钱老心目中“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办学模式”，其实就是通过科研和教育的有机结合，实现在科研实践中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加州理工学院这所“为教育事业、政府及工业发展需要培养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大学，提倡学生一进校就参加各项科研活动。目前，中国科学院的科教结合的人才培养体制，也和加州理工学院倡导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20世纪中期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也适应了科教结合培养创新人才的总体趋势。

 “学科交叉”知识分化的回归，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正如物理学家、量子论的创始人普朗克所言：“科学是内在的整体，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学科交叉教育意义，在于勇于打破学科壁垒、穿越学科间林立的藩篱，抛弃学科偏见，能够用综合的眼光观察自然和社会现象，进而促进科学难题的解答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的钱学森正式在学科交叉的环境中迅速成长为璀璨的科学巨星。

 值得期待的是，目前正在制定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从制度层面响应“钱学森之问”。我们期待着《纲要》能从宏观的教育理念、教育方针、教育体系、教育制度上更好的解答“钱学森之问”，也能从微观的体系结构、政策措施、教育模式、创新文化上为“钱学森之问”在实践中的破题提出可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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