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高等教育大众化

 西电卡门事件其实是逻辑相关的两个事件。一是学校为1万余名学生擅自办卡；二是学校对上述事件的危机处理。

 有评论说，卡门事件中隐含着金融危机的幽灵。事实上，卡门事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领域，持续将近一年的金融危机使国有商业银行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中，极力拓展自己的版图。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激烈竞争，是卡门事件最基本的原因。试想，如果银行没有推出此类办卡业务、没有向大学推销此业务，自然就不会有大学“冒用”1万余名学子的信息办卡。 

 教育领域，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向大众的快速转型，迫使部分高校在短时间内通过银行借款等筹资方式，建设新校区。而中国高校单一的筹资渠道，形成大学对银行的高度依赖。银-校联手成为双方都乐意的“好事”。这是卡门事件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98-2008年的十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完成了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过渡。这一过渡的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公立大学是承担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主要力量；二是政府拨款和学费收入是公立大学承担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主要经费来源。前者使得包括西电在内的211重点大学成为扩招的主体，后者使得大学在财政方面捉襟见肘，不得不寻求银-校合作的良方。这让我们联想到了2007年见诸报端的吉林大学债务危机。“卡门事件”和吉大债务危机在有着类似的背景。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方式有根本的差异。1940年，美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的比例超过15%的门槛，至1970年代初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实现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过度的国家。在著名教育专家马丁·特罗看来，美国完成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方式是一个“重要的例外”，美国在19世纪中期建立的、把职业教育和社会服务作为办学目标的“赠地学院”（州立大学），成为美国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载体。与“赠地学院”相比，加州大学、哈佛大学等研究型学府的规模并没有得到同比例的扩张，加之这些学府筹资渠道的多元性，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其财务收支没有显著影响。而日本，二战后的六七十年代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规模扩张的主要承担者不是“大学”，而是私立专门学校，这些私立专门学校不久就变为私立大学，以学费收入作为其经营基础，与国立大学及其他私立大学争夺“顾客”生源，成为这些私立大学维持生存、实现发展的基本方式。

我所知道的情况是，西电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实现了快速发展。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数千亩的长安校区在一年时间内拔地而起。或许，西电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受益者；也可以说，高等教育大众化给包括西电在内的中国部分大学，带来的不仅仅是短期的发展，潜藏的包袱和问题也日益显见。

 大学“私的生活”与大学行政化

 日本高等教育专家天野郁夫（1980）将大学的发展环境（场域）分为“公的生活”和“私的生活”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大学所面临的经济状况、入学人数、财政投入、就业机会等外部环境；后者是指大学内部与教学、科研等相关的内部条件。通常情况下，前者的变化引起后者的变革。

 我国近代大学出现后，与政府的关系模式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大学完全依附于政府，到希望摆脱政府的过度控制谋求独立，再到政府希望继续加强对大学的控制。今天，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依然很难得到落实。这一模式带来的结果是，大学习惯于对上负责、对政府负责，不在乎社会和公众的评价，也不重视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久而久之，形成了中国大学的封闭体系，使大学游离在公众视线之外，大学的工作成为公共视野之外的“私的生活”。

 对上负责长期演绎的结果，是大学沿袭了政府的行事模式，大学行政化甚嚣尘上。反映在大学和学生的关系上，就是大学生成为“教育”的“对象”，而不是教育的主体，对教育“对象”权利的漠视和侵犯成为大学“私的生活”领域的常事。

在西电卡门事件中，当事的老师们不认为给银行提供学生个人信息就是侵犯学生权利，而是给学生帮忙。财务处长用一个不太贴切的类比来说明这一非个人行为的合理合法性：家长在孩子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孩子找了个媳妇。事实上，在传统的观念中确实如是，学校的出发点如同家长的出发点一样都是好的，如同曾经的“包办婚姻”照样造就了一个个幸福家庭、一代代生生不息的生命一样。然而，“包办婚姻”在更大的范围内终究被“自由恋爱”替代。学校或许没有从更全面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大学所处的“公的生活”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人们的法律意识普遍增强。看到如果大学内部管理依照传统模式进行，伤害的不仅仅是学生。

 危机传播与大学宣传工作的转型

 近年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大学行政化的背景下，中国大学成为倍受公众关注的新闻源。一方面，这表明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和大学转型中的问题开始受到公众广泛关注，个体大学“私的生活”成为大众传播领域的公共话题，有助于高等教育和大学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诸如中国政法大学杨帆门、中山大学艾教授事件、西电卡门等源自大学的焦点新闻，多为“负面新闻”，折射着大学发展中的内在矛盾，而大学对这些危机事件的处理方式往往是“堵”、“压”、或不理不睬的被动方式，鲜有积极的“梳”，因而鲜有真正意义上的“危机传播”。

 大学的被动态度和姿态有内在原因。大学希望媒体“帮忙”（媒体人曾把这种帮忙称为“歌功颂德”），而不是“添乱”（即一般意义上的“监督性报道”）；媒体也希望和大学保持长期合作，而不想“惹事”。长期以来，媒体和大学之间形成了默契关系。在短期内，这种默契关系有助于双方的友好合作，但长期内，对双方都形成严重的伤害。

 传统意义上，大学的宣传工作由党委宣传部承担，宣传部作为党委职能部门之一，履行党委委托和布置的各项工作，主要承担着三个层面的任务，一是面向校内师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好思想教育；二是营造学校内部的文化氛围，推动学校工作；三是开展对外宣传，塑造学校的品牌形象。

 诸多的案例表明，当前中国大学的宣传工作面临着转型。转型的方向，就是把宣传工作作为党委的职能工作，转变为引领学校全面发展的公共关系工作。这种转型，隐含着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公立高校，大学要关注社会环境的变化，在对主管机构负责的同时，也要向社会负责。维护好大学的“公共关系”是宣传工作的重要使命；二是，大学要心平气和地对待媒体监督，在加强传播策划、拓展正面宣传的基础上，要正视危机传播，学习和掌握危机传播的方法与技巧；三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大学内部传统的说教式“思想教育”需要变革为借助现代手段的平等沟通与引导。

 如果套用天野郁夫的理论，大学要关注“公的生活”领域的进展，促进自身“私的生活”的变革。大学的宣传工作，应该是连接“公的生活”和“私的生活”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