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个人，何者为重？（外二则）

武夷山

   British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杂志1992年第43卷567-571页发表了Richard C Jennings的书评，评的是Aant Elzinga等1990年的编著，In Science We Trust？Moral and Political Issuesof Science and Society（我们信仰科学？科学与社会之道德和政治问题）。书评说：

   该书欲区别于20世纪50和60年代贝尔纳、普赖斯等所开创的老式风格的科学元勘。

   现代科学元勘强调科学知识自身的阐释性和社会建构性，于是，人文维度和价值维度就被推到了前台。

   一个典型的例子。1986年，瑞典的Metropolitan Project收集了大量个人信息。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考虑到当初向被调查对象收集其个人信息时向他们做过的承诺，决定销毁部分数据。但是，由于项目是在国家资助的公立大学里开展的，从原则上说，那些收集到的数据属于国家。因此，国家档案馆要求将这些数据移交给他们，作为档案保存。最后，项目负责人考虑再三，还是销毁了部分数据，此举后来获得了政府首席检察官的辩护。

学术与闲术

   《读书》1993年第8期有阿城的文章“轻易绕不过去”，文章里有一副对联：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管它世代时代

   读闲书读书闲读书无关新书旧书

   文章还说：

   学术何时成为“闲术”，知识也就恢复平实貌了。

博主：关于“闲”，董桥在《中年是下午茶》当中说：

   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是消闲；“闲”中自有使命。

   董桥还有一句话不是直接谈“闲”，但与“闲心思”有关：

   知识的唯一好处，大概就是教人怎么创造转圜的余地，不是教人怎么开拓冲刺的空间。

议政与骂政

   同一期的《读书》上还有吕澎的文章“最是文人不自由”，文章说：

   “议政”不懂政治操作容易滑向“骂政”，“文化批判”又由于缺乏“述学”之功底也容易变为道德批判。

 博主：此文好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