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hilosophy of Intelligence: 关于AlphaGo Thesis和思维的范式转移

(Part I)

非常感谢人民大学刘老师的邀请，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大家交流学习。本来谈哲学我是极其担心的，但一想到今天是愚人节，可以随便讲，就答应了刘老师。另一个原因，就是维特根斯坦，我对他的感觉与其他哲学家不一样，有点神秘和敬畏。虽然我是学理工的，但从学术家谱上看，维特根斯坦还是我的“学叔”，所以中国维特根斯坦学会举办的活动，我也必须“从命”。

   我的报告从这7个部分展开，主要围绕个人的经历，谈一下我为什么对AlphaGo的认识与许多人有所不同。

    先介绍一下自己，我大学学工程，研究从力学开始，转到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博士论文是智能机的协调，其实是理论计算机科学的内容，加上学习机器和博弈决策。毕业后在系统工程系教了21年的书，也做了21年的机器人实验室主任。后来回国，开始社会计算、平行智能、知识自动化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

   为什么要从力学转行到信息？1984年，我读了科学哲学家库恩的书《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提出的范式转移的概念，给我巨大冲击，使我放弃之前所学，转到控制理论学科。

   到美国后，最初两周，我住在教堂中。没事翻教堂图书馆的书，发现了主教，也是数学家，布尔的《思维逻辑》，让我十分感兴趣，同住的有位美国同学，是计算机的学生，告诉我系里有位老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哈佛哲学系毕业，后来转行成了计算机的教授。这样，我就认识了Bob McNaughton教授，后来他成了我的Minor Advisor，对我的一生影响非常大。我一直有上课不听老师讲的坏习惯，但Bob的课讲的非常精彩，我老老实实跟他学习了4门课程。McNaughton定理，McNaughton-Yamada定理，都是计算机科学早期的重要结果，也是计算机复杂性研究的开拓性工作。Yamada是Bob在计算机领域的最早的博士生之一，但是Bob的第一位博士生John Corcoran是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也是研究亚里士多德和布尔的专家，曾经担任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哲学系主任。最近一两年我一直在翻译他关于亚里士多德和布尔在形式逻辑史上作用的专文，至今未完成，争取这次报告后尽快整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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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Bob，我认识了王浩教授，他是Bob的师兄，但他自己告诉我Bob实际上是他的学生，尽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导师，就是奎因，哈佛教授，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大家都知道王浩是个哲学家，但他曾是华人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第一个人。王浩50年前用计算机几分钟就把他“师叔”罗素和师爷“白头”怀德海花了十多年在《数学原理》一书中证明的220个命题在早期的IBM计算机上“一击七蝇（Seven flies in one blow)”证出。罗素知道后，曾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叹。为此，王浩于1983年获得人工智能的里程碑奖。

  有一年Bob请王浩到我们学校开会，让我接待。正好我当时对智能机的智能控制有许多困惑，向他乱讲一通，说不知如何干下去。没想到王浩插了一句“To be is to be a value of a variable”。当时我真有脑袋一亮的感觉：这岂不是对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绝妙的数学式回答。我居然忘了这是对我烦恼的解答，忙说太妙了。王浩先生却告诉我这是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的名言。

   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分别前的一幕。这一幕，在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很深但说不清的“恐慌”感或“阴影”，使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再去读平时喜欢的哲学书籍，也是后来去纽约市时没有按约去拜访王浩的一个原因。此事起因是谈话中我突然提及当时《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一书在我们实验室学生中十分热门，我也买了一本，但还没有时间读完。没有想到一提Gödel（歌德尔），王浩就再也没有停下来。他告诉我他已写了一本关于Gödel的书，现在正在写第二本，希望早日完成。后来才知道，第一本就是《Reflections on Kurt Gödel》，完成于1987年；第二本是《A Logical Journey: From Gödel to Philosophy》完成于1995年，之后不久王浩就离世了。当时王浩谈Gödel时说的话，我基本没有听懂，只记得他与Gödel有许多通信，但这不全是因为我当时对Gödel知之不多的原因。特别是渐渐地谈话成了他自己的自白，最后干脆成了他背朝着我的自言自语。我一时不知所措，甚至怀疑起王浩是否神智清楚，只好站在一旁不动。其实尽管王浩当时行动有些慢，但身体看起来还好。几分钟后，McNaughton来找我们，才打破僵局，一切好像又都正常如初。分手前，王浩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约我去纽约市时去看他。

   送走王浩后，我当晚就去图书馆查维特根斯坦的话，查了几天没查到这句话是在哪里说的（当时没有谷歌！）。但在找的过程中，维特根斯坦的生平和他编号式《论语》般的《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的最后一句话：“Whereof one cannot speak, thereof one must be silent”却给了我深深的印象。当时我的感想是：看来哲学家都是“怪物”，居然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和俘虏营里也能写下如此“深刻”的东西，而且什么让人不清楚就说什么，什么让人不明白就做什么。怪不得现在有本畅销书《不疯魔，不哲学》。昨晚突然想起这些事，上网一查发现这句话是王浩的老师奎因，也算我的师爷，说的。王浩后来对奎因的评价不高，但奎因的书《Word and Object》对我影响蛮大，讲的就是虚与实的关系，也是我后来从事虚实互动的平行研究的原因之一。

   我在美国最后一位博士的父亲是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主任，也是康德专家邓晓芒教授的学生，所以我有幸有了这两本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上下两卷。邓先生在上卷写“教正”，下卷就成了“存正”。非常正确，我不但不可能“教正”，很有可能束之高阁，毕竟一千三百多页，只可能“存正”，哲学家的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我退休后一定细读，不枉邓教授一番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