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摘要：本文试图以和合文化考察中国改革开放和希腊债务违约的若干环节，由此提出和合文化的主体及其分化、和合的空间层次与时间尺度，以及和合的底线、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等概念。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标志和合文化正在走向世界。

   和合文化提出之后在各界得到好评和广泛应用。相对而言，和合文化的源泉主要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重在实践。本文试图以和合文化扫描若干现实事例，冀望由此增添和合文化的现实因素，以及丰富和发展和合文化的理论内涵。

一、      和合的主体及主体的分化

和合文化中的“和合”一词，主要指的是功能上的和与合，例如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关系及其协调。经济提供财政收入、税收和就业机会，在经济活动的基础上和过程中构建并形成相应的组织，以及控制、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等价值判断。政治规定经济制度，如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抑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如计划经济年代的阶级斗争、改革开放以来由破“两个凡是”一直到“四个全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文化论证现行的经济与政治的合理性，不足之处和改善的途径，以各项或健康或存疑的娱乐活动供百姓参与，以及提出如和合文化。1949年后，国人由上到下一直以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解读中国，试图以调整这三者的关系来推进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的关系至今在相当程度上依然被奉为圭臬，希望在统一领导下，这三大功能既“和”，也能“合”于这960万平方公里的热土之上。

遗憾的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以大跃进促经济，以人民公社进行政治试验，以反右终结百花齐放，以文革直达灵魂深处，凡此种种，遍历经济、政治和文化，均以失败收场。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同样屡屡失调。先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突破原本的政治和文化框架，继而转向市场经济后，政治或者与经济关系暧昧，或者不再拥有对经济的绝对支配权，2015年的股市风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来一再发生以维权为主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在更大范围的诚信缺失和集体的冷漠，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三大功能之和合的失调。

所有的事实表明，和合，有必要从功能追溯到执行和发挥功能的主体，先要有主体间的和合，才会有功能上的和合。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功能的背后，实际上分别站立着政府、公司（资本）和社会，三者的功能虽有交叉渗透，但分别主要发挥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公司在市场上调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以商品和服务满足需求，完成资本的保值增值。社会以就业和消费参与经济活动，更以人的尊严，以独立的思考和反省批判政府，限制其权力逾越法的边界，批判公司，限制资本的肆意扩张。对于政府来说，多少年来至高无上位于三大功能之首的政治（按唯物主义，应经济在先；按唯心主义，文化居首）功能已经光环不再，要做的首先是依法治国，划定政府权力的边界，制定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完善市场经济，以看得见的手调控看不见的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社会的自组织，以及协调资本与社会的关系。三大主体，各就其位，各尽其职。

计划经济年代，经由土地改革和公私合营收编了公司及其经济功能，以阶级斗争为纲，经由反右等“月月讲天天讲”的运动泯灭社会及其文化功能，三大功能同属一个主体：无所不能的政府。事实已经证明，政府（更遑论公司和社会）不可能独自执行和发挥这三大功能并实现它们之间的和合关系。全能型政府，最终必然是“全不能”。这就提示，和合的一个前提是，主体的分化，由包揽一切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责任的政府，将大部分经济和文化功能交给公司和社会。分，是和与合的基础，在分的基础上才可能走向“内部有差别的一”（黑格尔）。

在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就是从全能政府中分化出公司和社会。80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意味着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的独立，遗憾的是，政府与社会双方都未曾对此做好准备而走向彼此对垒，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尚未确立，无所谓独立的公司，社会因此而缺乏经济基础。1992年转向市场经济，公司成长，资本羽翼渐丰，社会在此基础上再度萌生。政府与公司双方同样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权钱交易“蔚然成风”，利益集团渐成气候，无视甚至侵占社会的权益，社会则以群体性事件、忍让、失信和冷漠应对。和，先要有各个主体间不容侵犯的界限，然后才可能彼此间在功能的协调中相互渗透。界限不是终点，而是和合的前提，是走向和合的起点。

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就在于厘清政府与公司和社会的边界，政府的减法，换来公司和社会的加法乃至乘法，以充分发挥三大主体各自的功能，营造三者，进而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功能之间的和与合，构建国家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