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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饶毅假设
最近,在新知论坛上,饶毅提出“饶毅假设”,就是我们国家不走美国这条路,而是让原创科技作主导,金融为辅助,把美国的金融和科技的主次关系颠倒过来,也许我们就可以走出新的道路,甚至是可以超过美国的一条道路。
我一看,就知道饶毅在炒李约瑟难题的旧饭,只不过给出了具体的内容(即科技与金融的关系)。而李约瑟难题的第一部分,就是为什么15世纪之前(汉唐宋元)中国可以保持对欧洲在科技上的遥遥领先地位?其实,回答李约瑟难题的答案非常简单,中国的地理形势和气候变化,让中华民族不得不面临南方瘟疫和北方草原的危险。当时的政府没有现代政府那么强势,只好倾力扶植医学和武器,于是有科技领先的局面。所以,唐宋科技发达的原因在于,环境挑战大,政府实力弱,不得已发展科技。明清科技落后的原因在于,环境挑战小,政府屏蔽大,所以科技成为政治稳定的牺牲品。
说起唐宋的气候危机,关键在于中国的地理位置是温带,降水多而且不均匀,所以瘟疫是周期性的影响中国的人口。例如,中国瘟疫的最早记录是674BC,很可能是疟疾(因为当时气候温暖,是暖相气候周期)。所以,表面上是葛洪发现青蒿素,其实疟疾问题在中国已经有了1000多年的经验积累,被1500年之后的屠呦呦捡了一个大便宜。在周期性的瘟疫面前,汉代在元始二年(公元8 年),西汉政府设置医院专收患疫病者(汉书·平帝纪)。唐代在公元824年开办免费国家医疗学校,集中培训医疗人才。宋代也曾经国家办医学院,倾国家之力征服瘟疫,保障对南方的移民(国外不说移民,只说殖民,大概移民的前提是平等,殖民的前提是科技不平等)工作。只有明清两代,政府退出了医疗市场,很可能的原因是气候变冷,疟疾问题被森林毁坏和环境降温自动消灭了。所以从医学角度来判断,李约瑟难题的答案是,由于气候变化,中国面临不同的瘟疫形势,当气候温暖给中国社会带来更大的挑战,所以科技领先世界。当气候变冷,对中国来说消灭了挑战,中国就不思进取了,最典型的标志是邓玉函在1620年携带入华的7000册欧洲最先进的工程图书,基本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工程技术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提水(欧洲寒冷干燥,缺水严重),而中国大部分的社会问题是排水问题(中国降水太多,且不均匀),所以欧洲技术到中国没有市场。这样,当欧洲技术和工业革命突飞猛进之时,乾隆对马尔嘎尼带来的蒸汽机技术不屑一顾,因为中国的真实需要被高效的政府压抑了,看不到社会的需要,科技就是政治稳定的牺牲品。
再举一个例子,过两天就是119,网上所有的说法,都是指出因为早期的电话号码盘,1和9相距最远,所以119成为中国消防节。可是很少有人知道,阴历十月是宋真宗允许户外烧荒的时间(宋代大中祥符四年(1015年)宋真宗发布《顺时行火詔》)。明代《西游记》中,猪八戒(吴承恩)也知道:「莫乱谈。烧荒的须在十来月,草衰木枯,方好引火。如今正是蕃盛之时,怎麼烧得?」。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老百姓都知道,中国环境湿度的变化,发生在阴历十月,这是中国消防节定位在119的本质原因。所以中国消防节是中国地理条件决定的,与老式电话号码盘有一丁点关系,关键还是塑造中华民族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中国古代所有的伟大发明(比如马镫、指南针和火药)或理论突破(比如周易理论),都是中国地理和气候条件决定的结果,欧洲人无法首创的。中国科技要领先,一定要发掘自己的社会需要,用欧美的技术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才有可能突破欧美学术评价体系的困扰,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
现在国内科技界的问题是(个人看法,不要过度引申),外行当道,拿美国的需要来规划中国的科研,大钱投入跟踪科研,而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比如消防),就像人口问题一样政治化。如果不是最近的经济危机问题,人口问题很难得到正视,这是政府强力压制社会需要的结果,也是中国科技难以突围的关键。什么都被你政府规划了,政府的眼光决定了科研的高度,科学家浪费的钱不过是科技规划浪费的钱的零头,你(规划无方)凭什么说我科研无能?大哥不能笑二哥,半斤不能笑八两。
最近网上有一本书《气候改变历史》,我最近刚拿到,一看就知道这是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生上课所用的教材,通过研究大师的突破,与大师交流,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学术眼光,是美国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基石。阅读要有战略,科研要有根基,这本书就是为这个目的组织起来的,对外行来说全是论文,很难阅读,对内行来说,这是常识和基础,我只不过对气候感一点兴趣,就已经读过其中4篇文章了(一共11篇)。所以,大学教育强调根砥之学,要从前人的突破开始,没有起码的学术眼光,谈科研突破,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学海无涯,大师的经典是渡过去的小舟。上课不能讲经说典的老师,最好不要从事研究生教育。
说句老实话,饶毅假设的想法很难实现。除了战争年代,科研是为了活命(武器),和平年代,科研就是为了挣钱(金融)。所以除非中美开战,中国走自己的科研道理,被动走上饶毅选择的道路。一般情况下,科研还是要根据金融的需要来展开。这时候,一个人的眼界高度,决定了成果的高度。所以,我们要研读古代经典,研究古人的趣味和经验,发掘中国的真实需要。走文理贯通的道路,走屠呦呦的捷径,其实就是发现中国真实的需要,利用欧美的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才是中国学人成功的捷径,比如钱学森。
所以,中国科研的问题不在科学家,而在管理层,让学有所长的真专家(科学史家的四条标准:纵览古今、兼治文理、横参中外、汇通天人)走入管理层,才能制定出更好的科研政策,才有可能带出一片新天空,才是解决“饶毅假设”的必由之路。饶毅假设解决了,李约瑟难题也会被顺道解决,困扰史学界的Great Divergence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这是饶毅的战略眼光和问题意识,我来给他作注发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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