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时代，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重视和强调人格的独立而平等，因为儒、道都是以“闻道”或“得道”为职志。儒家、道家心中只有“道”，儒、道只崇尚“道”和推崇“知道”且“行道”的人（圣人），对一切背“道”妄行之人一概持否定态度，而不管这些人的身份是平民百姓，还是士大夫，抑或君主、天子。

在现今许多学者的心目中，儒家是入世的忠君派，其实何尝是如此呢！孔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八佾》）这意思就是说，“臣事君”是礼制社会组织中的一种合作行为，从大臣方面来说，他应该采取合“礼”的文明行为来参与这种政治形式的合作，但假使君主方面不是相应地同样采取以“礼”相待的文明行为来对待大臣的话，大臣就可以中止同君主的合作关系了——所谓“邦有道，则仕”（《论语.卫灵公》），“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也”（《论语.公冶长》）。

非常明显，在孔子心目中，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一种以相互合作为内容的组织关系，这种政治形式的合作应当是君臣之间都相互依“礼”行事的文明合作。假如合作双方之任何一方不依“礼”行事，文明合作关系就不复存在；而假使合作双方都不是依“礼”行事，这样的合作方式就不是“群”而是“党”了。孔子所谓“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正是在于提倡依“礼”行事的文明合作，反对违“礼”的不文明合作。

这也意味着，在孔子看来，一种组织制度（例如“礼”）一经确定下来，组织中的任何一员，无论其职位高低，皆须遵制行事而不得违规操作。也就是说，在孔子的组织观念里，作为一种组织制度的“礼”，它具有双重的组织文化意义：既具有引导组织成员文明行为的德治意义，又具有强制组织成员规范行事的法治意义。后一种意义是意味着组织中的管理者（君、臣）或管理部门（朝廷、政府）本身也要受到“礼”的制约，而没有什么人或部门可以具有越“礼”行事的特权。

儒家之“礼”固然有为组织成员定尊卑、别贵贱的分等定级意义，但是正如唐甄（1630-1704)所说：“圣人定尊卑之分，将使顺而率之，非使亢而远之。”（《潜书.抑尊》）也就是说，“定尊卑之分”的“礼”对于君主来说，其意义绝不在于让其享有凌驾于其他一切人之上而为所欲为的特权，而恰恰在于让其行为受到制约，使其有章可循地规范行事，并以这种规范性的有序行为方式来实现其对整个组织的领导。所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正是说，要使自己成为一个让民众敬服的领导，就必须依“礼”行事，而且只要依“礼”行事，就必定能成为一个让民众敬服的领导。

先秦时代的儒家，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凡具有君主或天子身份的人就是天生的“圣上”，大臣与百姓都应该无条件服从“圣上”的“圣旨”——这种观念根本不是儒家的观念，而是法家的观念——在法家看来，任何人只要一朝得势而取得君位，不管其道德素质和能力状况是如何，为大臣者都得忠于君主，无条件服从君主。秦汉以后统治者所宣扬的“忠君”，根本是先秦法家的君臣观，而非先秦儒家的君臣观。被汉武帝看重而采纳其“独尊儒术”建议的董仲舒，其“儒术”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天子”之上设置一个能赏善罚恶的意志之“天”，其目的是在于用“天道”来制约人间帝王的行为，在现实性上就是用体现“天道”的“礼”来规范帝王的行为，这与先秦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到了宋明新儒家，“天道”被安置于人心，成为人心固有的“天理”——“性”或“良知”，程朱提倡“格物穷理”，王阳明提倡“致良知”，其政治意义都是在于要求统治者按“天道”或“天理”行事，这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绝无原则性区别，同样是以“天道”来制约人间帝王的行为。

儒家从先秦儒家到汉儒再到宋儒，其一贯的思想是忠诚于“道”，其“儒术”是“知道之术”和“行道之术”的统一，只是承袭先秦孔子、荀子思想的《大学》较重视“知”对“行”的先在性而偏重于强调“道问学”，而承袭先秦子思、孟子思想的《中庸》则比较重视“行”对“知”的先在性而偏重于强调“尊德性”。

到了王阳明则将《大学》和《中庸》的思想协调起来，提倡“知行合一”的“致良知”，使“道问学”与“尊德性”统一于“致良知”。“儒术”发展至此，不再有“知”与“行”的内在冲突，于是，无论是一字不识的文盲，还是满腹经纶的大儒，无论是贱为匹夫，还是贵为天子，只要是人，就有“良知”，换言之，“良知”面前，人人平等，“圣人”与“凡人”的差别完全不在于是否具有“良知”，而在于“致良知”与否。若不能“致良知”，则无论其身份是匹夫还是天子，就都是“凡人”，彼此完全平等；反之，若其“致良知”，则无论其身份是匹夫还是天子，就都是“圣人”，同样是彼此完全平等。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家讲“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中国明代政治思想家王阳明则同样讲“人生而平等”，只是不讲“天赋人权”，而只讲“天赋良知”。“良知”与“人权”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权”是意味着每个人应享的天然自由权利，“良知”则意味着每个人应承的天然道德责任。但是，在西方的“人权”观念里，行使天然的自由权利也意味着必须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而在王阳明的“良知”观念里，履行天然的道德责任也意味着获得做人的尊严——借用康德的话来说，一个有人的尊严的人就是一个意志自由的人。由是观之，“良知”与“人权”本质上都是自由，只不过“人权”说是主张通过行使个人的天赋权利来体现自由，“良知”说是主张通过履行个人的天赋责任来体现自由。就其作为不同的自由学说而言，“人权”说实是关于自由的一种权利学说，“良知”说实是关于自由的一种责任学说。其实，权利与责任如何能分得开呢！既然二者不可分，则应该说，自由是个人的权利和责任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