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救火困境背后的保险业危机

戴蒙德说中国发展的本质性问题是Lurching，其实就是“矫枉过正”的问题。最近京城发生商城大火无法扑救的困境，其实就是对哈尔滨大火的反思与矫正。毕竟在这个资本为王的时代，只要没有生命损失，大家都不会动用“问责制”，决策者也就对高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放心了。问责制的“精髓”之处在于，通过惩罚替罪羊来避免重大改进，所以是中国历代政治的“法术”之一，始创于汉武帝的“罪己诏”，却是阿Q精神的表现了。至于那些财产损失，有保险公司呢。这里我来谈一谈保险业的气候危机。

京城大火为什么难以扑灭？原因肯定很多，但有一条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响应速度不足。由于我国消防制度的临时性特征，我们的消防队员未必对火场熟悉（他们是异地当兵，很难熟悉情况），而且他们的防火任务不足，不能现场调查了解情况（和美国消防同行相比）。所以，保持火场符合防火原则的任务，基本落在了保险公司的技术队伍头上，可是我国的保险公司又不是按照市场最优化原则创办的，本身就是衙门机构，所以会产生面对气候危机而无能为力的局面。

那么，什么是按照市场最优化原理的保险公司？就是所谓的自助保险。当事人自己聚合起来，按照共同的目标设定保费标准，自负盈亏，就能够降低保费投入（增加投保面），抵抗更大的风险。1835年，美国罗德岛纺织厂主Zachariah Allen，面对火灾高发的气候危机，提出了互助保险和财产守恒的概念，奠定了美国最大保险公司FM  Global的雏形，至今犹存。大约在1834年，喜欢机械革新的艾伦对自己的纺织厂采取了许多消防措施来对抗火神，他自认自己的工厂非常安全，因此呼吁他的保险公司可以降低保费。但他的保险公司声称“对他的纺织机和设备什么都不懂”（其实就是今天中国保险的现状，不管消防，只管收钱），并拒绝调整保费。艾伦系统地研究了火灾的财险问题，在1835年与其他几个工厂业主建立“普罗维登斯制造商共同火灾保险公司”，引进基于安全设备的有效性，企业安全生产特性，以及充分的工厂施工方法的因素的保险基础上的保费调整机制，大大降低了同等工厂的保费投入和消防支出，成为历史上优化消防保费支出的第一人。1848年，艾伦又成立一家相互保险公司“罗德岛共同火灾保险公司”来补充制造商互助联盟。两年后，由詹姆斯·Reader等人创办，与Allen协商后，在波士顿制造商互助保险公司FM Global。这一工厂互助保险制度将在19世纪末被复制到几十个其他地点，构成了今天美国FMGlobal体系的雏形。在最初的14年，参保的企业平均的保费投入比同行低50%，验证了Allen的预言：合适的消防办法，通过有规律的防火检查，导致更低和更少的火场损失。当代FM体系的保险对象，是把美国500强的巨头们（大约一半，主要关注物流仓库安全的单位）整合到一起，主要解决仓库的安全性问题。大家共同赞助FM Research（私营消防研究机构）的研究活动，共同出资，共同遵守，自负盈亏（保费盈余返回承保人），市场最优。由于该公司的工程化（指量化消防实践）做得好，对于那些大型公司的仓储问题非常有效，所以一直是私营消防研究的典范，在美国消防占据独特的地位。如果进入美国消防市场，大部分要UL-listed，也可以FM-approval，这是历史的功劳。成功的财产保险，来源于成功的量化风险管理。

图1.美国最大保险公司FM Global创办者，火险领域革命者，Zachariah Allen

1835年是什么年份？是年，伦敦市政府邀请苏格兰爱丁堡的消防队长Braidwood改组伦敦消防，建立了现代城市消防管理的雏形，是现代消防的转折点。 纽约发生城市大火，创办不久的康州Aetna保险公司（现在主营医疗险和寿险），主要业务是财产险，遇到火灾高发、众多保险公司难以为继的局面，通过提供再保险服务，抓住了机会，及时扩张，赢得了市场的机会和青睐。所以1835年是典型的气候变冷，产业萧条时期，保险业面对投保人减少，反而需要增加参保费用，直接促成了FM Global 的产生。 1835年距今，180年，完整的3个气候周期。

相比之下，中国的保险公司，无论是平安还是安邦都缺乏独立的科研机构，大致还是套用1835年之前的办法，靠行政的力量办保险，面对火灾问题如同黑匣子，不管好坏，一律照赔，当然需要较高的保费，付出较低的赔偿。如果气候变暖，风调雨顺，是足以应付社会需要的。可是如果遇到60年一次的气候变冷，火灾多发的局面，这些机构的短板就显现出来了。

1. 这些机构对于火场调查没有发言权，也就是说，他们自身控制不了对象的风险，完全依赖国营的火场调查。他们对于积极投入科研，降低自身风险的动力不足，这样他们对抗风险的能力天然不足。

2. 由于不能控制风险，所以中国人的生命价格很低，无论是校园踩踏中的几万元一条命，还是火场伤亡中的消防队员50万一条命，都不如一条藏獒。 由于生命的道德价格定得太高（所谓的生命无价），市场价格定得太低（即保险价格），所以为消防损失作调查研究都显得太奢侈。这显然是与科技兴国、大国崛起之路相矛盾的。

3. 国内还缺乏量化消防的理念和实践，里面的门道多了，消防之水深着哪！同样是灭火，是烧光灭火，还是主动灭火？同样是损失， 这是火损，还是水损？同样是伤亡，是偶然，还是必然？那些记者是看不出来的，舆论是不敢点明的，老百姓是有苦说不出哇。

4. 由于保险公司在这些财产损失中理赔很少，所以新闻舆论一致反对消防职业化。 如果火场损失太大，保险公司办不下去，就会鼓动新闻舆论，大搞消防职业化舆论，推动政府承担应尽的义务。 目前，我在国内还没有看到美国曾经发生的这种趋势。

保险和消防，历来是政府依靠市场管理公共安全的有效手段。 由于过去的集体为本的社会特征，政府是以最大的保险公司的面目出现，动不动就搞抚慰金，动不动就掩盖真相，所以民众很难有投保的意愿，凡事都靠政府呢！这样政府作为最大的保险公司控制了公安市场，纯粹是不务正业。因为一旦灾难发生，所有的地方官员都需要停摆，去赢得民意战争和问责大战，这不是管理失职的表现吗？ 公共安全，需要社会和民众的共同参与，需要经济的杠杆（保险），需要行政的权力和技术（消防），我国的这两条杠杆都没有用好，所以会产生众多的公安管理困境。如果是财大气粗者如上海市，痛快地拿钱解决，也算是一种有效解决途径，可是人民丧失了一次科普的机会，国家损失了一次科研的机会，这背后的损失依然需要全体民众来承担，谁又会算这笔帐呢？ 居安思危，现在是保险业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的时段，当然需要增加科研投入，积极调查真相，可是面临问责制和消防制度的困境，让保险业也很难办啊，我在这里也就是嘟囔两句，权当卖柑者言。

一句话总结，现代企业和政府管理，都离不开量化风险，后者才是我们专业消防存在的必要性和生存空间。中国保险业距离美国，也就差了3个气候周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