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令隽教授是我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加朋友，他现在是美国田纳西大学查塔努加分校终身物理教授。他以热忱的爱国心，在近日写了一篇文章，用Email 发给我，希望我在科学网上发布。全文如下：

希望李政道教授不要支持 建造超大型加速器（王令隽）

李政道先生和杨振宁先生作为最早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对中国物理学界的影响和感召力是十分巨大的。李政道先生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培养人才。1979年李政道先生受科学院之聘为研究生院的1000多研究生讲授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之后，李政道先生又创办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 这一项目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优秀科学技术人才。 1996年，李政道先生用私人积蓄设立了“秦惠君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 (简称“君政基金”)，专门用来资助优秀大学本科生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见习科学研究。从李政道先生回国讲学，主办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和设立“君政基金”可以看出他深深的爱国之心和奖励后学的崇高情怀。 

李政道先生对中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帮助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这项工作并不是李政道先生首先动议的，而是中国自己动议的。文化革命结束后，百废俱兴。高能物理研究所和中央领导都希望在高能物理上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建造一个世界水平的高能加速器。当时国内已经有了一个计划，要建造一台质子同步加速器（即“八七工程”）。李政道教授并不赞成这个计划。他认为从物理研究的角度看，这个加速器可做的有意义的工作不多，经济上花费又太大。于是中央和科学院领导便请李政道先生帮助选择一个更为合理的方案。李政道和袁家骝、吴健雄联名给张文裕所长写了一封信，提出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但是，最终他们的建议并没有被接受。1981年3月，朱洪元、谢家麟二位教授赶到 了纽约，带来了他们的方案。可是这个方案 与下马的方案差不多。李政道很不满意。

为了进一步论证，李政道又建议并帮助朱、谢二位去加州斯坦福实验室，与那里的20几位科学家讨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技术难度和物理目标。这时在美的15位中国访问学者也正式书面提出了建造对撞机的方案。朱、谢 二位只能把建造电子对撞机的方案带回中国研究。5月，中国召开了专门论证会议，称作“香山会议”，接受了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正式的名称是“北京正负 电子对撞机（BEPC）”。

后来事情又有些变化。1981年9月，中国科学院派邓照明（中科院局长）和朱洪元、谢家麟二位教授去美国为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做准备。他们临行时，中科院的领导指示他们仍然坚持质子加速器的方案。李政道知道后大为不解。在李政道的坚持下，三位代表又请示国内，最终确定了对撞机的方案。

对于这两种方案之争，有两种意见。有的说李政道喜欢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有的则说他为了科学真理，敢于坚持己见，是一位真理的捍卫者。这两种意见都失之偏颇。李政道敢于坚持己见，不能说是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李政道教授的意见虽然受到各方面尊重，但是法律上他并没有决定权。决定权还是在高能所和科学院或者更高一层的领导机关。如果你们觉得李政道的意见不对，就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既然你们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就不要抱怨李政道的固执。只有做决定的人才应该对决定负责。另一方面，把李政道的意见作为“真理”，而科学院和朱洪元，谢家麟的方案当作“真理捍卫者”的对立面，当作“错误”的方案，也没有道理。对方案的认定，直接取决于对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评估。如果认为现今的主流标准模型就是“真理”，当然应该随着国际主流转圈子。但是，国际主流标准模型是“真理”吗？如果国际主流标准模型只是一个理论模型，甚至是一个矛盾百出的模型，就没有理由说朱洪元谢家麟的方案没有道理。李政道方案和朱谢方案之争，最多只是方案之争，而不是真理与错误之争。最后决定做对撞机，说明高能所科学院和上峰对美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的尊重。从这两个方案之争我们更加看清了对于20世纪理论物理标准模型是否成立及其未来发展前景进行客观的科学的评估的重要性。因为这种科学的客观评估直接关系到建立大型设备的基本设想和理论论证以及最后方案的确定，也关系到高能物理和整个科学战略的制定。如果不能够客观地自信地正确评估国际主流理论物理标准模型的真伪对错及其尔后的发展前景，不要说完全跳出国际理论物理的泥潭，就是稍微偏离一点主流路线的探索，都不是非常容易的事。

对于电子对撞机和质子加速器两种方案之争，我其实不太有兴趣。我之所以态度超然，是因为我对整个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已经彻底失望，根据这一理论设想设计的任何实验都没有意义。既然已经造了对撞机，那就尽量用它做些事情吧。对撞机后来又增加了同步光源功能。同步光源和高能电子束都可以用来做一些固体物理和材料科学的实验研究。

我更为关心的，是一个正在酝酿的更大的加速器。有消息来源称，中国高能物理学界有人正在计划用100多亿建造一个超高能加速器。这将是一个特大的劳民伤财的误国之举。恳请李政道教授不要为这一项目推波助澜。

即使站在粒子物理主流的立场上，建造一个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规模相当的甚至更大的超大型加速器也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你们承认LHC 的工作，承认上帝粒子已经被LHC找到了，那你们还打算找到什么威力更大的粒子呢？难道你们想找到上帝粒子的妈妈王母粒子吗？还是准备实现下一个目标 — 为大统一理论寻找实验证据？可是这就需要建造一个比太阳系还要大的加速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这样的技术和财力吗？整个人类有这样的技术和财力吗？何况，理论家们有像样的大统一理论吗？如果你连一个像样的大统一理论都没有，有什么必要大干快上赶热闹，把国家非常紧缺的科研资金投入这样一个游戏里面去赌博呢？

如果你们不相信LHC所宣布的探测到上帝粒子的结果，打算由中国重新探测，那就更要深思了。LHC综合西欧多国的财力，花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尚且探测不到上帝粒子，那中国有什么绝招能够探测到如此神秘的粒子呢？在此之前，LHC和美国费米实验室已经花了十几年的时间，都没有探测到上帝粒子。全世界折腾了大约三十年寻找“上帝粒子”，都没有找到。那么，中国再投进去几百个亿，有希望找到上帝粒子吗？

为什么找不到“上帝粒子”呢？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上帝粒子”完全是理论家们拒绝承认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失败而杜撰出来的违背物理定律违背科学逻辑的神学假定。因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遵守“杨-密尔斯”规范场理论，因而不能允许任何粒子带有质量。这一结果比什么都荒谬。按道理，这应该是规范场理论不成立的铁证。可是，“标准模型”的制造者们不去反思自己的理论错误，而是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意孤行，空想出一个莫名其妙的“自动对称破缺机制”和“上帝粒子”，让所有的粒子通过“上帝粒子”获得质量。这种反科学，反逻辑的空想居然成为了粒子物理界近三十年的努力和追求。面对如此荒诞不经的神学假说和对上帝粒子几十年徒劳无功的寻找，中国为什么还要盲目追随，花重金赶时髦呢？

最早提出规范场方程的是泡利，但是他自己把它抛弃了。这一工作后来为杨振宁和密尔斯发展成杨密尔斯场理论。1954年泡利听说杨振宁要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讲述他的理论，赶到会场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杨不能对。六十年后的今天，泡利的问题算是有了答案，那就是希格斯机制和上帝粒子。这算得上是答案吗？ 算得上解决了规范协变性与粒子质量不相容的问题吗？我感到不解的是，李政道教授为什么对“杨-密尔斯”规范场理论没有明确的批判意见，反而要为标准模型粉饰宣传。如果说，当年中国打算建造大型加速器或者对撞机时，对粒子物理走入死胡同的局面还没有清醒的认识，那么三十年后，人们已然看到了几十年来全世界热热闹闹找寻上帝粒子的全过程，还不应该猛醒吗？

美国已经猛醒了。美国曾经打算建造一个超高能对撞机（SSC），设计能量为40 TeV，相当于LHC能量（8 TeV)的五倍。1987年筹划SSC的时候，预算44亿美元，可是到了1993年，预计要120 亿美元才能完工。经过激烈争论以后，克林顿总统终于签字下马。此时已经耗费了20 亿美元。SSC 下马的结果，几千个博士被重新抛回劳工市场。这个项目下马以后的善后经费约每年两百万美元。SSC下马标志着美国物理学界的觉醒。关闭SSC决不仅仅是经费问题。美国的经济实力无疑是世界上最强的。如果一个科研项目能够给国防和民用科学带来实际效用，保证美国领先的科学地位，美国是不会吝惜花钱的。人们可以看看美国在国防和其他科学方面的投资，应该对此深信不疑。美國是一個重視考績的（mission oriented）國家。他不可能支持一個長期不對社會和科學產生任何效用的事業。美國大型對撞機SSC的下馬，正説明了這個國家的成熟和科研體制自我制衡機制的完备。美国学术界經常可以聽到對這種“大科學項目”（big science）的意義的質疑。反對意見的核心，就是基本粒子物理到底是不是起到了基礎理論的作用？现在，美国民间工业界对粒子物理研究的资助已经降到零。政府对这方面的基金也在锐减。

同样值得国人深思的是俄國对建造大型加速器的冷淡。俄国的经济实力当然比不上美国，但是如果大型加速器真能保证俄国的国防和科研的领先地位，俄国也是舍得花钱的。事实上，俄国的国防科研经费一直不成比例地偏高，所以俄国和美国才能成为科学和国防方面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国。中国的核物理科研队伍骨干，就是前苏联培养出来的。可是俄国现在对建造大型加速器毫无兴趣。中国难道不应该从中悟出一点道理吗？我们在制定国家科研战略时，应该多多关注美俄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防和科研战略，而不要总是盯着诺贝尔奖，将我们的科技戰略建立在錦標主義之上。花100多个亿建造超大型加速器，只会将大量可贵的科研资金浪费在毫无科学价值的玄学游戏上，完全是劳民伤财的误国之举。

美国之所以能够及时刹车，停建超高能对撞机，是因为有制衡机制，对特大科研项目有事前论证，事后问责制度。因为国会的问责，总统的过问，才能使已经上马了的SSC项目下马。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这一经验，对于特大型的科研项目，应该由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组成专门的小组，对大型科研项目的立项理由，目的，可行性，科学意义，社会功效，经费预算等诸多方面进行全面的深入的问责和论证。对于国内的和国外的意见，要同等重视。对于已经实施了的大型对撞机的工作，也要进行定期问责评估。不能将大量经费编入科学院或者高能所的预算以后，就放手随便花，以媒体宣传炒作代替政府问责制度。对特别有争论的超大型项目，要更加谨慎。

我希望李政道教授，杨振宁教授和丁肇中教授吸取美国建造超高能对撞机的教训，提醒中国避免重蹈覆辙，不要支持高能所筹建大型加速器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