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都在看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虽然也有一些细节不真实，但是总体上比较符合当时现实的。这两天看到的是恢复高考那一段，这对我这样的1977级大学生来说，都连带着深刻的个人体验。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有这么深切的感受。下面一张照片是1979年邓小平为我们杭州大学的同学的学生证上题写了签名。

邓小平决议恢复高考那年我17岁。此前我高中没有读完就去了农村，所以没有高中毕业证书。更前面也没有正式读完初中，就跟随父亲所在部队移防了，所以也没有初中毕业证书，而小学是文革期间读的也没有证书。多年后曾经庆幸自己，也曾经有点后怕：如果不是后来读了大学，我简直就成了个“三无青年”。好在是农村干了一年之后，跑回杭州参加高考，很顺利地考入杭州大学。此后终于有了大学本科硕士博士的证书。所以1978年的春天，走进大学校门，分组讨论会上，我由衷地说：感谢邓小平给我们上大学的机会。

那时候我们杭州大学中文系在校本部外面，在西溪河边的上宁桥附近，河边的路比较窄狭，往南是文三街虽然比较冷落，但有通向市中心的10路车站；往北是文二街则略显繁华。文二街上有家露天电影院，还有个新华书店。这两处成了我们课余时间最常光顾的地方，白天去书店晚上去电影场。第一次看大家书店门口通宵排队，是在1978年的春天，那次我买了胡云翼的《宋词选》，此后大约用了一年时间，我可以把这本书给背下来了，熟读能背。那些日子我还从图书馆借了周密的《绝妙好词》，工工整整地抄了一个手抄本。往事如烟啊，第二次排队买书，似乎是在本部书店，我买了一本小说《牛虻》，还有一本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这之后就再也没有过排队买书的经历了。

现在想想我大学时候是很幸运的。刚读大学时候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不久，学校召开了一个“杭州大学科学大会”，请了一大批各学科的专家：苏步青、王淦昌、谭其骧、谈家桢好多好多，我们中文方面的前后也来了不少大人物，现代作家就有诸如曹禺、谢铁骊、卞之琳、戈宝权啊等等。那些大科学家来并不一定讲专业，他们大都在台上给我们讲各种故事，我每场都去听。比如学中文的，开始还不知道王淦昌是什么人物，后来知道原来那么那么了不得的人物啊。最敬佩的是苏步青先生，讲到兴头上，即席赋诗一首赞颂杭州大学：“屹立东南第一州，人才江山共悠悠。”可惜这么多年过去，我只记得前面两句，后面两句曾想到苏老的诗集中查，但是没有查到。估计即兴赋诗没有记录下来，后来也就没有收入。想到我也常常即兴有诗，也一样没记录。虽然赶不上苏老那么伟大，但是这事儿还都是一个套路（聊且一笑）。曹禺先生来讲，讲的是跟《雷雨》有关的故事，但他讲的记不清楚了。不过曹禺那时候好像新娶了李玉茹，京剧名旦上海京剧院长，陪曹禺一起来。曹禺讲着讲着，就讲到李玉茹，便说叫她给大家唱段把，于是旁边的李玉茹莞尔一笑，移过来麦克风，清清嗓子唱了一段。唱什么忘记了，但是这情景却至今犹然在目。

回想那个时代给予我们的人文情操，很多都是在这种交融的氛围中自然形成的。想到前几天在浙大紫金港校区走路锻炼，我指着才建了10来年便显得点破败的教学楼，跟同行的浙大传媒学院院长吴飞教授说，你看这楼比起老校区那些60多年前的青砖建筑，显得是多么浅薄多么陈旧，一种毫无文化沉淀的陆离感。顺着这个话题说到了学校太大了，老师和学生接触太少太多疏离感。又说到现在大学人文素质差这要怪体制和教育，我们这一代走进大学接受教育，主要不是从我们的上辈身上传承，更多的是对民国时期那些大师精神的继承。所以我们这一代老师还残留了一些文化精神，而更年轻一代博士教授们，则基本上都是在工具理性主义制度下进入的，他们似乎更淡漠了人文精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