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两会”结束了。尽管有人对"两会"的作用尚有不同看法，但不管怎样，每年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除了关注媒体上报道的主旋律外，总会有些“枝节”给人留下印象，会有些声音令人思索，令人品味，当然，也有些会令人困惑。

   倪萍委员对投票的认识确实令人难以苟同，她说：“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因为“我热爱这个国家”。在被问及为什么不投反对票时，倪萍用一个家庭来比喻国事。“一个家庭，孩子特别理解父母当家的难处，应该跟着父母一块走，一块克服困难，一块去解决问题。”

   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是一个人的权利，但将其与是否热爱国家、理解国家联系在一起就欠妥了。那些投反对票的人该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民革中央给出如下数据：

   1978年,我国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行业的1．38倍，到2008年，这一比例扩大到14.61倍。从高收入行业来看，除了个别行业之外，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具有垄断性质。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主要不是来自这个行业自身经营努力，而是来自因垄断所获得的超额利润。

   对于垄断企业问题，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的话很有力度。她说：现在很多垄断行业的国字头企业，动不动就以长子自居，我很反感，你要是长子你就要管家，你不能占尽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市场竞争优势，但又不担风险不管家里的穷人。钱多得流油，就去当地王，这是老百姓绝对不能接受的。

   享尽权利而不尽义务，确实不配以长子自居，张委员的比喻很形象。

   张晓梅委员今年准备的建议之一是：“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她希望通过老公给老婆发工资的方式，承认和体现女性，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特别是那些全职太太在家庭中付出的劳动。

   为妇女的付出抱不平很好，只是提出的改进建议较难落实。妇联副主席甄砚的提案是要解决妇女退休年龄的问题，倒是更现实一些，尽管也有难度，但总可以操作，有逐步落实的可行性。

   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对冬奥会冠军周洋意见无法令人信服，他说:“小孩儿有些心里话没有表述出来，运动员得奖感言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这个要把它提出来。”他表示，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

   此事经媒体炒作后，据说周洋改口了，将感谢父母放在了第五。后来又有报道说周洋有如此回应：“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采访，所有人问的问题又都差不多。同样一个问题，我要回答很多遍，实在没有什么意思，连我自己都觉得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特别虚伪。”

   现在的孩子若都能有一份孝心，应该说是很好的品德了。没有孝心的孩子，话说得再好也难以令人信服。感谢国家应该，但更重要的是能刻苦训练，为国争光。最根本的还是要鼓励孩子讲真话，讲心里话，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言。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重庆公司总经理沈长富，在两会上建议屏蔽网络不良用语，如“3Q”（ThankYou）、bt（变态），还有“囧”、“槑”等，认为青少年长期接触这些网络语言，会产生不好影响。

   对网络进行必要管理是应该的，但对于一些网民喜爱用的流行词语也如此苛刻，要将其“屏蔽”之，确实有些过了，一是没必要，二是难做到，三是效果会适得其反，引发网民逆反心理，越堵越流行。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化州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宝安分公司经理陈华伟的发言引发众怒:“现在经常说城市房价高，但没有人叫你去广州买，也没有人叫你去深圳买，你回老家买就可以啊。为什么要到广州和深圳买呢？这证明这个市场还有吸引力，有价有市，才卖得掉！”

   经济学家冯科则说： “北京、上海作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房价应该看齐纽约、巴黎。从这个角度看，5万元以上的房价才能说是有泡沫。中产阶级买房子有压力也很正常，相比他们获得财富的机会，目前这两大城市房价不算很高。”

   看来，房价问题很难从市场或经济角度达成共识，让在城里生活、工作而又买不起房的人都到乡下去买显然不是什么好主意。让北京、上海的房价向纽约、巴黎看齐，也要看老百姓的工资是否也能涨上去。

   全国政协常委刘泽彭对小沈阳等笑星走红现象表示担忧，认为春晚宣扬低俗文化，该停办。并说‘俗’指的应是民俗或是通俗，而不是低俗。而现在，(我们)引导老百姓去看的是一些低俗文化，南边一个周立波，北边一个郭德纲，东北还有一个小沈阳。”

   春晚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但一定要说是一台低俗的晚会，就不客观了。在北京、上海、东北也可以看到许多高雅的文化，不仅仅就是郭德刚、周立波、小沈阳。多元化的文化将会持续下去，关键还是需要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宗立成委员对医改的反对态度很坚决：“医改如果成功了，是全国人民的悲剧！我敢这么说，就甘愿受千夫所指，不怕被人骂！”他所陈述的理由是：“医药分家之后，等于给药品流通增加了中间环节，企业回龙资金更没保障，这不利于医药产业发展。”宗委员坦率发表意见没错，医药分家在中国能否行得通也可以讨论。但由于宗的药厂总经理身份，引起不少人的质疑。宗委员自己回应：“我个人什么都有了，犯不着为自己说什么。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来就是为全国人民说真话的！”据我所知，医药分家在国外是有成功经验的，在中国真的行不通吗？问题在哪里？确实是个疑问。希望政协委员真能为全体人民说话，即便是代表一部分人，只要有道理，也不为过。

   看到委员们争论，坦率表达不同意见，是一个好的迹象，希望争论能越多越好，使会议开得更有活力。

   李顺桃委员的发言长了些，40分钟的发言内容上无可非议，但实际意义和建设性不够，被认为多是“正确的废话”。对此，黄文仔委员发表看法:“我建议以后组长要控制每个委员发言的时间，本来时间就不多，不能一个委员就占用半个多小时来说一些小事情。分组讨论会场是很严肃的。委员在发言时应做好工作，不要跑题。我们这么远来北京参政议政，不只是来唱赞歌的。”

   面对黄文仔委员直言不讳的批评，李顺桃委员坐不住了，责问黄文仔委员:“什么是小事情啊？什么是大事情啊？你不能剥夺我畅所欲言的权利啊？”

   类似的争论还有一起。梁晓声委员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如反腐倡廉，贫富差距，这次政协的大会发言没有涉及或深入。俞敏洪也认为，大会发言的问题在于：一是太温和，二是提的问题人人都知道，三是都没有拿出解决方案。梁晓声便提出建议：大会口头发言的机会要民主评选。开会一个月前，每个党派和委员的发言都匿名提交给所有政协委员，由每个政协委员投票，决定哪个发言可以成为大会口头发言，超过半数票才有资格在大会发言。民盟中央副主席徐辉委员则对此不认同，他说：民主不是讲质量，大会发言完全按照质量来，可能会造成言论集中于一两个党派。有的党派发言内容差一点，但也有权发言。梁晓声反驳说：大会发言不是照顾，不要搞平衡。口头发言这种宝贵的机会，应该留给最好的发言。徐辉则不认同：如果一个班级里，只让好学生发言，弱势的学生就没有了机会。梁晓声回应：政协委员都是国家精英，不同于小学生发言，如果连基本的判断力和水平都没有，就不配成为政协委员。

   看来只有充分发表意见，将问题谈透，鼓励不同看法的交锋，才有可能讨论出有价值结果。会议如何开，本身就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不同的会议要有不同的规则。美国人曾出版过一本《罗伯特议事规则》，认真研究一下或许能从中受益。

   张维庆委员的发言构成了本次会议的一个热点：“年年都说要精简会议，结果会议越开越多。现在开幕一般是领导先讲话，大家再讨论，我认为应该反过来，否则，领导话一讲，（下面的人）还说什么呢？说不好就会造成政治风险。有些人不敢讲心里话，只能选择一些过得去的话，其实大家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有很多话想说，就是选不到一个机会，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所以要不就不讲，要不就不痛不痒说一说。”他还谈了其他一些问题，如：“ 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检查视察考察方式存在很多弊端。首先是行政成本极高，其次是实际效果不佳，又是踩点、又是发言稿送审这一套，这样能听到多少真话呢？第三是难以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为什么有些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收入分配问题我年年听到，都快二十年了，为什么一直解决不了呢？就是了解情况的渠道不畅通，难以听到真实的情况。建议多采取简便易行的做法，开多种小型座谈会，多蹲下来扎扎实实调研，和农民一起讨论问题，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谈到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时，张认为：主要表现在任人唯亲和买官卖官，现在这个风气在某些地方越演越烈，听了以后感觉触目惊心。用人问题最关键的是如何建立有效管用的体制和机制，选拔德才兼备，具有群众公认优秀素质的人才，这是高层需要下决心的问题。

   牟新生委员呼应了张的发言，谈到：“在目前体制下，地方和单位一把手的权力高度集中，特别在用人上。我在海关10年，当一把手8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就很注意了。”

   张和牟都曾是部委的主要领导，对体制内问题显然有切身的体会，能在两会这样的场合直言不讳地讲出，也属难得。

   朱振中委员在政协的大会发言我是在现场听的，那天有十几位委员发言，朱委员是最突出的一位，讲话引起了广泛反响，掌声不断。他主要针对当前政界存在的形式主义、不实事求是的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谈到：

   千篇一律的会议和生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

   贯彻中央指示也好，抓工作也好，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给上级、给领导看；上面怎么部署，就依样画葫芦，层层开会，层层发文件；上级精神未吃透，下面情况没搞清，就照抄照转或"穿鞋戴帽"，以不变应万变，层层作"决定"，搞文字游戏。

   不顾条件是否具备、社会是否需要，能否做到，什么都要高级、高端、高标准、高规格，什么都要最大、最快、最优、最佳，什么都要国际一流、世界一流；动不动就是"新口号"、"新概念"、"新思路"、"新规划"，动不动就是中心、核心、龙头、高地，动不动就是集群、体系……。

   喜欢赶时髦、变花样、造气氛、装"门面"，追求轰动效应：提倡建立主体功能区，到处都是"中心区"、"示范区"、"宜居区"、"中央商务区"、"国际会展区"、"金融服务区"、"生态旅游区"、"休闲度假区"、"欧陆风情区。

   朱振中委员谈到的问题显然在代表中引起了共鸣，将会议发言推向了一个小高潮。这些问题并不难发现，但能不能有效解决，则超出了政协会的职能。

   崔永元委员对一刀切将民办教师拿掉做法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谈到：“2006年走长征的时候，我走了234个学校，你知道孩子离学校最远的走多远山路吗？来回30公里，四点钟就起床，他父亲背着他，打着火把，他在筐里睡，这样去上学。那么小的小孩子，要是你的女儿你愿意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一刀切，他们不是反对中心小学，而是希望孩子上到三年级，或者四年级，有这个能力了，才独立去走这个山路。但是现在我觉得一刀切不太好。一刀切的理由非常简单，那些教师不具备教师的素质，他们可能会误人子弟。确实我看到的学校都是一个教室里就三个班。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主管教育的领导也能每天早晨四点起来，走走15公里山路，你就会想出比这个更完美的政策。”

   崔的意见是否正确可以争论，或由主管部门来斟酌判断。一个关键问题是崔确实是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不是随意指责。要当好委员就应该深入实际，否则不可能有好提案，也不会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在两会上提意见毕竟不是平时随意可以发的牢骚。

（原文写于2010-03-14 17:31:18 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