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出版产业对外开放

前几天，与几位朋友闲聊，聊到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对外开放。我作为一位出版人，自然就追问我对出版产业对外开放有什么看法。我也就简要地谈了一下我的想法，得到的反映是“出乎他的意料”。这到让我意外，我感觉我也没有什么惊人之言，只是我习惯于“看事物的发展大势”。今天，简单整理一下，与大家分享。

出版体制改革还没有搞完，就又提出出版产业对外开放，也需许多人会想不通。但是，我几次博文和报告中，都将现在实行的、有上层推动的出版体制改革定性为：既不是一个部门的动议，更不是某个领导的邪念，而是“2020年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要实行市场体制，就必须首先确立“市场主体”，所以就要对出版单位改革。要实现市场化，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实现市场竞争的平等和充分。市场主体要焕发活力，就需要竞争，竞争就不简单是“圈定范围”的不充分竞争——那样资源配置必然失衡，市场信息不充分，决策自然失灵。因此，出版市场的对外开放是“必然的结果”。可以说，我们目前大家“想不通的改革”或者担心，就是没有看到大势所趋。

那么，担心有没有呢，当然有。各方面的人提出过凡此种种的担心，大多是基于社会、国家甚至是民族利益的考虑。但是，在我看来，这里有大的，也有次要的，并不能阻止开放的步伐——因为与大势相比，那些局部的问题不是问题。更何况，许多局部问题也可以通过顶层的改革和市场的充分竞争而得到解决，并且是提升性的解决。

我认为，出版产业开放，特别是学术出版产业对外开放的前提是：

（1）保证国家科学信息安全——无论是用什么手段，必须要保证学术信息的完整保存和所有（在国家利益面临威胁时有可能动用，避免危机），如美国强制出版商上交“出版的文本”保存（平时不对外使用）。

（2）制定针对出版产业的具体的反垄断法，垄断是是市场的追求，也是市场的毒瘤，而政府必须坚决反垄断，这样才能发挥好市场资源配置优化的作用！西方，在这方面做的就十分坚决。

（3）修改出版管理办法，变事前管理为事后监督，事前管理本身就是不确定、不自由，等同于不开放，没有发挥市场能决定事务的“决定作用”，而市场失灵时的办法，就是“监管”，审批制的结果就是养懒了管理人员，不去市场中监管！而应该反过来：放开动议管住行为，要深入下去，调查取证，预警和处罚已经发生的行为。

如果做到这三条，我认为开放，只能对我们的出版产业有好处，而没有坏处——没有大坏处。小坏，自然是我们自己的产业没有政策保障，不能偷懒了，没有“制度”替你背黑锅了。企业回倒闭，编辑出版者会下岗，混不成了。但这样，也就焕发出出版的生机。问我：这样一竞争，出版物都由外资控制或出版了怎么办？

我想：我们有一个固定思维：似乎只有自己人掌控才放心！其实并非如此。在严格刚性的监管体制下，资本家按规矩出版，为社会服务，何乐而不为？有人不信。想想看：外资到境内，开始是老老实实的“高尚”不？后来为什么偷鸡摸狗？关键是我们的文化和监管不到位而“入乡随俗”。

我们的出版企业，害怕外资吗？当然害怕，但是竞争也同时唤醒一批人，即使从企业角度将，外资参股甚至控股，只要是将出版做起来都是发展。往往我们有会说道国家利益，那就是监管的问题！违规你不处罚自然泛滥，你自己国家都不履行监管，捍卫利益，让别人自愿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为你，可能吗？那只能是假大空的号召，结果为底下以潜规则谋取个人和小集团利益提供条件。说的好听的往往做的不怎么样。

保护和竞争，是具有双面性，但是保护的本质是根本利益，而不是一企一事。针对出版来说，只要在我的地盘上出版，就必须为国家“备份”！这就是国家科学发展的根本！然后，在市场主体之间做裁判——打击垄断！

我支持对外开放，并明确说出来了。但不是因为我说出来了才会开放。事实上，开放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我们可以掩耳盗铃、可以无视事情，但并不能阻止事情的发生。反倒是，我的公开“支持”可以提醒我们搞出版的早日惊醒，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