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雨绸缪话安全（131202）

闵应骅

   本人前面的博文涉及到机器人、可穿戴计算机、谷歌眼镜、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等，从反馈的博文评论来看，大家对新技术很有热情，而对我谈的安全可靠方面的问题，觉得有些负面。大家觉得先搞起来再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嘛！本文就直接来谈谈技术与社会的问题，它不是负面的担心，而是积极的防范。

   可穿戴技术改变了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社会与环境心理学研究这种人技交互。受控机体主要是从自然和人工捕捉图像，人与技术连为一体。身上的传感器可以收集生理特征数据，记录实时位置坐标，随时用嵌入的照相机记录生命日志，送到私人或公众云端，并存储起来，在知识共享许可约束下为大众共享。谷歌眼镜不允许转售、借出、转让，或给别人。否则，谷歌有权停止其使用。因特网上的个人信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被泄露的可能。大部分可穿戴的睡眠管理器记录你何时醒来、何时轻睡、何时深睡，并计算休息和醒来次数的有效性。总之，记录你所有床上的活动。有人说物联网上人人都变得赤裸裸了。可穿戴者可以看到外部世界，收集各种固定和运动着的物体的异构数据。

   谈到政府监听电话，2013年引起了全世界的大争论。无情的数据捕捉是不能允许的。穿戴必须考虑使用这些设备的社会后果。隐藏或明摆的设备使监视变得很普通。但许多人强烈反对别人记录他的信息。其实，我们收集自己、自己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数据越多，你受害的危险性就越大。在使用可穿戴技术和不使用可穿戴技术的人们之间严重不对称，无法区别这种监视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从生命监视装置带来的可能的风险直到现在才给以重视。不经本人同意而制造他的生活记录，到什么程度算作道德？制造者或黑客们研制自己的个性化设备成为某些事件的开路人，但是他们不说，而只是服务于大量消费的个体需求而商业化，从别人那里得到数据很赚钱。看看海莉耶塔‧拉克斯的故事吧！海拉细胞（亦称实验用增殖表皮癌细胞）是生物学与医学研究中使用的一种细胞，源自一位美国妇女（Henrietta Lacks）的子宫颈癌细胞的细胞系。在医学界海拉细胞被广泛应用于肿瘤研究、生物实验或者细胞培养，已经成为医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她是一位穷的黑人烟草农民，科学家们称她为海拉。海拉的细胞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于1951年取得，而成为开发脊髓灰质炎疫苗、克隆、基因图谱、体外受精等至关重要的医学工具。至今，该家庭在得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周密安排下，海拉细胞买卖数十亿，毫无补偿和谢意。2013年6月IEEE《Computer》杂志上一篇文章（Big Data’s Big Unintended Consequences）说，私人数据公开化是大数据企业潜在的前进之路。广泛的扩散和数据操作远多于通常的使用和接受那样的消费决策。信任和采用是社会交往的关键，那将确定对可穿戴计算是否可以接受的指导方针和规则。

   新技术带来好处，但也带来争议、非故意甚至隐藏的后果。技术应该有助于人类，但无法限制技术只用在正面的应用。我们不应该只谈好处，不谈危险和损失。可穿戴设备面对道德和伦理的挑战，特别是当它们被广泛应用以后。我们必须从过去对新技术的研究看得更远，因为新技术常常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技术前因后果。在市场价值之外，不要忘记伦理和道德标准。“伦理”或“道德”是指人们内在的价值理想或者外在的行为规范。忠孝仁义、不偷、不抢、不杀人，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道德。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教人学好，没有教人学坏的。如果道德沦丧，这个社会就会乱。法律不可能订那么细，而且，诉诸法律本身就需要代价。现在，到了信息社会，伦理道德也需要发展，需要新形势下的伦理和道德标准。

哲学家已经注意到技术及其对社会影响的问题。福兰克林学派的哲学家们已经在争论，如果技术走向错误，其最坏结果是个体的非人化和尊严的缺失，从而导致残暴的自卫本能的规范化。他们看到，技术不但建设，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过程。任何草率采用技术奇迹的社会过程都是深有缺陷的。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卓别林的极有文化内涵的电影“摩登时代”（1936）说明滑稽的小流浪汉赶上一台大机器。近代的而且有效的工业化必然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卓别林的经典电影建基于弗里茨·朗的超现实主义电影“大都会”（1926），影片隐含了“人性和高科技的冲突”、“集权势力和唯科技主义下的政治阴霾”等深刻主题，它描绘反面乌托邦社会中的一个机械化的地下城市。两个电影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对后世的预见。当技术变得只为其不足而发展时，技术的目的就丢失了。

技术要用好，安全可靠的问题就要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不要等到桥塌了、路陷了、楼歪了、石油管道爆炸了、列车追尾了，才去追究原因、处理一些人，然后零容忍，那实际已经晚了，而应该事前从科研、设计、制造、施工、维修过程中，尽量考虑周全，避免这些事故的发生。不能总是“应急预案”，多搞些“避急现案”也许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