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31日，杨振宁（1922.10.01-）和李政道（1926.11.26-）由于提出了“宇称不守恒原理”，站在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上。杨振宁代表致辞,最后说：“我深深察觉到一桩实事，这就是：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我又专心致力于现代科学。”这段话今天读来，可以看出那一代血管里流着唐诗宋词的学人是以怎样矛盾的心情来面对现代科学思想体系，也能看出中华文化与现代科学思想方面对立而不可调和。

1942年，杨振宁毕业于西南联大，1945年去美国留学，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凝聚态物理等方面都卓有成就。1954年，与米尔斯（Robert Laurence Mills，1927.04.15-1999.10.27）共同提出杨-米尔斯场理论（Yang–Mills theory），开辟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的新领域。

抗战时期李政道在国立浙江大学（抗战时迁贵州）和西南联大随物理学家吴大猷（1907.09.27-2000.03.04）学习，1946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李政道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方面的工作颇有建树。

在量子力学和粒子物理中，宇称守恒定律曾经被人们奉为圭臬。20世纪50年代，李、杨同在普林斯顿高能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二人在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对宇称守恒提出了质疑，即“在基本粒子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1956年6月，他们完成了题为《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的论文。次年，这一理论被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1912.05.31-1997.02.16）用实验证实。因此，李、杨二人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同，为人们认识微观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在讲究“成本—效率”及其被频繁滥用于高等教育事业的今天，钱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1910.10.19-1995.08.21）老师给那些对“成本—效益”痴迷的的校长们和教育部官僚们上了一课。

20世纪40年代中期及以后，钱德拉塞卡常常驾车数百英里，来往于威廉斯贝的叶凯士天文台和芝加哥大学之间，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到一个只有两名学生的班级去讲课。甚至当时人们就提出“划得来吗？”这样的问题。但我们相信，钱德拉塞卡从来不会在脑海里产生这样的疑问。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了这个班的全体同学：杨振宁和李政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