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际上几大学术团体批评影响因子，国内科学界也积极响应，我们大家的科学网出现了多篇相关博客。我个人也觉得影响因子用来评价科学家和学术期刊确实有问题。但似乎这不是科学界的问题，而是人类爱慕虚荣的本性在科学界的表现。

我这样为科学界的不合理现象开脱，很多人可能不服气。但想想自己考大学、自己的子女考大学时的选择，就明白影响因子在科学界为什么根深蒂固了。

一所大学的好坏，最合理的评价指标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考生和家长来说，最本质的是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能否把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教育好。但评估考生入学后教学质量的好坏，几乎不可能。所能做的只能看这个学校过去培养的人素质如何？

这与投稿几乎完全一致，过去论文的引用率高（影响因子高）的期刊，就被认为是好期刊，谁也不知道自己这篇论文发表时这个期刊怎么样？

大学过去培养了千千万万毕业生，引人注目的只是少数，像北师大毕业了的莫言、王晓东。个别几个学生能代表若干万毕业生的整体水平吗？当然不可能。但所有学校都是这么做的。北师大靠宣传个别杰出校友来标榜自己的教学质量，北大不也是吗？哈佛、剑桥，也脱不了俗气。他们宣传多少个学生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时候，也是用少数（异常值、离群值）代表多数，违背统计学常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考上了北大，或者哈佛剑桥，人还是这个人，但与那些杰出人物为伍了，就是感觉不一样。

期刊的影响因子，多数文章贡献很小（有个传说，80%的论文贡献20%的引用率，20%的论文贡献80%的引用率）。期刊的影响因子，就像高校宣传那几个杰出校友一样，用少数离群值来代表多数（合理的做法是把引用率平均值替换为引用率的中位数，这样才能反映整体趋势，但SCI不愿意这样做。就像各大学不想用自己毕业生的薪金的中间水平代表自己学校的培养质量一样，这样的做法虽然实在，但哪能引起众人的注意呢）。作者投稿就和高考报志愿一样，希望自己的论文与前人发表的高水平论文为伍，文章还是这篇文章，水平还是这个水平，能发表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上，心情就是舒畅，受到的关注也确实大。

有网友批评Cell Research靠发表综述文章获得虚高的影响因子（10.5），孙学军老师专门澄清了一下，扣除综述后，Cell Research的影响因子仍然在5.3-6.8之间。因为这个期刊编辑部在中国，无论批评还是支持，都掺杂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怒其不争或者无限热爱的情结，把问题复杂化了。我以一外国期刊为例，来说明确实有一些期刊靠发表综述来获得虚高的影响因子。CELLULAR AND MOLECULAR LIFE SCIENCES，瑞士的，此刊2010-2011共发表综述文章343片，研究论文259篇，最新影响因子5.6。五年内影响因子在5.5-7.0之间，似乎也比较稳定。但如果只计算这个期刊的研究论文的影响因子，今年的结果是2.9。综述文章将其影响因子提高几乎一倍。看到这一点，一些理性的作者可能对这个期刊慎重一些了，但还是会有很多作者不会考虑那么多。管它虚高不虚高，5.6就是5.6。

高校呢？为了获得虚高的“影响因子”，集中全校人力物力，培养少量尖子生。学校总的财力人力不变的情况下，尖子生培养得越出色，在大多数学生培养教育上的投入就越少。一所负责任的高校应该把精力放在提高所有学生的整体素质上，但目前各高校却都热衷于设立尖子精英班。我们北师大有“励耘班”，哪所高校如果没有类似尖子精英班，请报上名来，我们一起为之鼓掌。即便是我这个深喉爆料说出了开办尖子精英班的弊端之后，名人效应依然会影响很多考生和家长的选择。

不要怪科学界，更不要只怪中国科学界，关注影响因子是人类本性中的共同缺点所决定的。

对报考志愿的考生和家长多说几句。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出版了一本书《科学界的精英: 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本书总结了很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成长经历。我在年轻气盛、胸怀大志之时，认真读了这本书。以我的理解，此书最主要的结论是，“名师出高徒”。这项研究的样本量不算太小，可以说结论基本可靠。但仔细想想，爱因斯坦、达尔文、牛顿、孟德尔，他们是名师指导出来的吗？不是。名师出高徒，适合培养诺贝尔奖或者各国科学院院士这个级别的人才，不适用于爱因斯坦、达尔文、牛顿、孟德尔这些开创性的、划时代的人才。不同层次的人才，应该有不同的培养模式。如果让名师去指导爱因斯坦、达尔文、牛顿、孟德尔这些人，可能会把他们培养成普通的诺贝尔奖得主或者国家科学院院士。最理想的高校，不是培养了多少杰出人物的高校，而是最适合自己个人能力和素质的高校。在适合自己的高校中，自身素质才可能最大程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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