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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报道说中国人当不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可当美国科学院院士,想到了上述题目。此事我不care,所以题目的前一句其实是多余的,这里谈的是后一句。是为题记。
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能否被准确评价?在学术评价比学术研究还要花样繁多、还要如火如荼的当下,问这种问题的确有点不识趣。但学术人都明白,即使不明白,圣人的智慧和凡人的实践均表明,真正的学术是不能被准确评价的。
学术乃至所有智力贡献的准确评价相当于物理学中的精确测量,是个高技术活,多数情况下即使技术再高明也无法对某个物理量精确测量。关于这一点,英国经济学家Charles Goodhart在1975年发明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Goodhart定律:某种评价一旦被选择用来作决策时,这种评价就开始失去其价值了。(Once a measure is chosen for making policy decisions, it begins to lose value as a measure)。Goodhart定律曾被应用于银行和其他领域的政策制定,实践表明,评价不仅破坏评价过程,也扭曲对评价目标的认识。从这一点来看,Goodhart定律类似于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学术就像量子,所以也“测不准”;学术评价就像量子测量,任何测试量子的操作,都会改变量子状态,同样,任何学术评价都会使学术和学术评价本身变味,而且不是变好,而是越评越掉价。
最近,纽约州立石溪大学哲学和历史学教授Robert Crease发表“Measuring culture”一文,其中举了两个咱中国人最能信服的例子,实证了学术“测不准”。例子一,当你用标准化考试评价智力时,学校就会开始应试教育,而你也会把智力看作是学校教给孩子的应试能力。例子二,如果你用论文数量来评价科研人员的学术贡献,那么科研人员将会立马造出一大堆毫无意义的低劣论文,因此这种评价最终将不仅不能评出真正的学术,反而会使许多杰出的科学成就被低估。为了弥补纯粹用论文数量评价科研人员的不足,老外又想出了一个试图结合论文数量和影响力的所谓h指数(h-index),现在被广泛使用,但随着对h指数认可程度的提升,对付这种评价的变味招数也是层出不穷,可以预计,这种评价最终也将使评价毫无意义。从这些例子看来,学术评价也摆脱不了咱中国人都熟悉的一个魔咒: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既然学者的学术贡献不仅不能被准确评价,而且越评越不准,越评越不利于学术本身的发展,那我们为什么还在如此频繁、如此花样繁多地进行学术评价呢?且不说从评职称到评领军、拔尖、将才、帅才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所谓“高端人才”,即使对“帽子”、“位子”无欲无求,至少也无法摆脱每一步学术业绩都要被精细地转化成“工分”的命运。仔细想来,不难发现,学术评价的目的竟然是学术功利化。只有功利化的评价体系或指标,才能“精确地”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也才具有引导众多学者对照指标朝着功利方向努力的强大力量。然而,正是源于这种强大力量,越精确的评价越能将学术最终导向远离学术的本质。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探究真理,很大程度上说也就是中国先贤所谓的“道”。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似乎在几千年前就告诫后人,真正的学术是无法评价的,能被准确评价的学术不是真正的学术。爱因斯坦说:“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看来学术也似佛法真理,“不可云”,尤其是高深的学术,一旦“云”了,便失去了它的真相。真正的学术其驱动力是好奇和兴趣而不是功利,我们“道”学术,“云”学术,是因为我们还不是“寺庙”里的人,也因此,不要指望我们当中能出什么所谓的大师,我们充其量是类似GDP(中文念“鸡的屁”,既可忽悠也可下蛋)指标的贡献者。
(登载于《中国教育报》2013年5月8日第3版“能出院士不一定能出大师”)
“学术评价”系列:
[1] 评和被评都是一面镜子(登于《中国教育报》)
[2] 学术评价回归学术本身
[3] 学术不净始于项目评审(登于《中国教育报》)
[4] 年轻学者的学术独立指的是什么?(登于《中国科学报》)
[5] 学术评价要不要兼顾历史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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