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草药筛选运动的得与失

    对各种疾病进行分型论治观念的确立（辨病结合辨证，认为是中西医结合特色而一拥而上），既是技术规范化需求的体现，又是“草药筛选运动”的反弹。对于中西医结合，尤其是“草药筛选运动”，保守的传统中医先生特别反感，认为是“结合一点，消灭一点，全部结合，全部消灭”。这不是没有道理，比如青蒿素、三氧化二砷、黄连素、川芎嗪、苦参碱、联苯双酯等等等等，是中药还是西药？也许，对于科学界的“民粹主义者”而言，可以宁愿不要人类进步，也要保证自身体系的繁衍和完整。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针对感染性疾病病原学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草药筛选研究（本人将其称之为“草药筛选运动”）。例如日本血吸虫病，曾经对500多种中药进行了动物筛选试验，还有大量复方（好朋友的“扶正化瘀方”本身就保留着那个时代“草药筛选运动”的痕迹）。但是，药学的竞争就是如此残酷，吡喹酮一出现，所有的筛选成果都黯然无色。又如针对乙型肝炎病毒，从六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进行了大量的草药筛选，直到核苷类似物的出现，所以的研究工作几乎前功尽弃。此外，还有针对结核杆菌、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双球菌、乙脑病毒等等。值得浓墨重彩推荐的是“青蒿素”的成功，终于使“草药筛选运动”结出了一朵灿烂的花蕾。

    大家可能早已知道，青蒿素的诞生来源于“523项目”。1964年的越南战争，由于疟原虫对一些常用抗疟药已产生抗药性，战争双方死于恶性疟的士兵，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当时的越南领导人为此向中国方面求援。为了援外、战备紧急任务的需要，国家科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于1967年5月23日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此后项目代号称523任务），组织国家部委、军队直属及10省、市、自治区和有关军区的医药科研、医疗、教学、生产等单位，针对热带地区抗药性恶性疟疾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问题，开展防治药物的研究。这是一项毛主席批准、周总理亲自过问的特殊任务，在实施523任务10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化学合成药在预防药、治疗药、根治药、急救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各研究单位共设计合成了1万多个化合物，广筛了4 万多个化学样品，初筛有效的近1000个，其中有38个经过了临床前药理毒理的研究，有29个经批准进行了临床试验，有14个药物通过了专业鉴定并推广使用。而美国的投入更大，据有关资料报道，1972年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就己初筛了21.4万种化合物，但并没有找到理想的新抗疟药。他们研究的甲氟喹不但副作用大，疗效也无法与青蒿素相比。

    与大规模药物筛选相比，三氧化二砷研究者的成功的确算是个可遇而不可求幸运儿。但是，我们的一些“草药筛选运动”之所以失败，实际上也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我曾经全面回顾了抗乙肝病毒中草药的大规模筛选研究的相关文献，撰写了“中草药抗肝炎病毒实验研究述评”（见《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1993年第（2~3）期）和“加强抗肝炎病毒研究的几个问题”（见《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1995年第1期）。

    前文综述了70年代用对流电泳法和放射免疫法对数千种中草药进行了血清学筛选，80年代到90年代除继续利用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病人血清抑制HBV 标志物来大规模筛选（采用RPHI试验和酶联免疫法检测了近2000种中草药的体外抗HBsAg活性）外，还有利用体外细胞培养、嗜肝DNA病毒感染动物筛选抗HBV中草药，检测指标也进化到DHBV DNA、DNAP和RT（逆转录酶），并分析了临床疗效不理想的可能原因：①在体内难以达到与体外相应的血药浓度；②由于药物的产地、品种、采集时间、药用部位、贮藏、制剂等不同，对实验结果和临床疗效产生一定影响；③尚未排除鞣质、蛋白和酸性树脂等高分子杂质与病毒抗原特殊性结合的干扰作用；④缺乏对药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量效关系、构效关系和作用环节的进一步研究。

    后文对药物筛选的体内外模型、检测指标、临床试验的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反思，并对今后的研究思路进行了探讨：（1）进一步改进现有药物的给药方案，以提高临床疗效；（2）针对病毒复制的关健环节，利用分子生物学技米，设计和寻找新型的杭病毒药物 ；（3）开阔视野、活跃思维，多方位探讨和觅求杭肝炎病毒治疗的新思路、新途径；（4）利用中医药独特的治疗经脸和丰富的药物资源，加强科研设计，提高临床研究水平。

    通过以上回顾，我深刻地感觉到科学的发展总是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尽管我们那时的研究在若干年以后看起来非常幼稚，但当时的客观现状、科技发展水平只能提供那样的条件，我们没有办法跨越时代去办一些当时无法做到的事情。因此，科学发展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迈进，临床疗效也只能一点点提高，尽管我们对里程碑式的成果充满期待，充满敬畏，我们也要对不值一提的“低水平重复”或者不那么幸运的研究保持宽容，保持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