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是美国的上海。每年圣诞节到新年夜期间，纽约是美国最热闹的城市。洛克菲勒中心精选的巨型圣诞树、时代广场敲开新年大门的大彩球、第五大道上眼花缭乱的橱窗展和百老汇剧场里各种风格和内容的“戏”（Show）每年都吸引了全世界的游人来纽约庆祝圣诞和新年。

今年圣诞节，一家人就到纽约去看“戏”。

坐在纽约57街的卡内基音乐大厅里任由古典音乐对神经系统的刺激，思绪就在200年前的音乐大师和今天新时代的音乐家之间飘移。听着想着一个疑问就从脑子里升起：今天的人怎么就做不出200年前那么宏伟和震撼的音乐了？于是就从音乐想到了接受音乐的耳朵，想到了耳朵后面和被音乐感动的大脑，想到了大脑里面的神经细胞，想到了神经细胞里面的蛋白分子，想到了在音乐的刺激下蛋白分子之间发生的生物化学反应。

一想到蛋白分子和蛋白分子的生化反应，便想到了我的老本行：药。既然感动是音乐搅动了神经细胞中蛋白分子生化反应的结果，那我在这些神经细胞里放进去能搅动同样生化反应的药，就应该能够让大脑得到同样的刺激。那我就不用花几百美元，驱车5小时到纽约来听这音乐会。我只要在躺在家中的沙发里，或在阳光的沙滩上吞下一颗药，就能享受这世界第一流的音乐家演奏的第一流的音乐给我的同样的感受。

这么一想对为什么今天人做不出比200年前更好的音乐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做音乐和我们今天做药一样，越做越难做。做药难的原因是因为药的靶点是人体内的蛋白，人的蛋白基因就是3万个，能做为药物的靶点蛋白满打满算大约也就是2000个。现在世界上的药已经有上万个，每个靶点的药都做完了，药就没有什么好做的了。

同样的道理，人的情绪也就是那么多种，能够激动这些情绪的生化反应大概也就是那么多个，相对应的能激起大脑神经细胞中有限种类的生化反应的音乐类型也就应该是一个固定的数。200年前的音乐大师把该做的音乐都做完了。今天的音乐家和我们做药的一样，都是很难再有空间做出不一样的东西了。再要创造新的东西，就只能创造出一些一般人听不懂因此也就莫名其妙的怪音乐了。

音乐如此，其它的文艺作品大概也如此。难怪现在看现代的文艺作品就只剩下一个感觉：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