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回答网友对我的批评和质疑，对自己的想法做了一点梳理。就算是痴人呓语，满纸荒唐，却也是一片赤子之心：“我以我血荐轩辕”。

一、两种历史观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从小学到的历史观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形态。于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可以称为M主义的历史观罢。

    历史学家提供的历史观或许是别样的。由于自己的专业，对历史知之甚少。只是几年前看了一本书：《全球通史》[1]，深受其影响。这本书被誉为(推荐序)“迄今为止全球史观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译本是原书第七版，可惜作者斯氏于2004年去世，不会再有下一版了。斯氏以文明作为历史的演化标志。他描述的人类史是这样的：石器时代的文明→古代文明→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西方近代文明→两阵营对垒→……在这里，历史的发展是“文明”的更迭。即旧文明的死亡和新文明的产生。这本书对我的震撼有如醍醐灌顶，颠覆了我从小受到的教育。

二、文明是如何更迭的

    新文明是在彻底摧毁旧文明之后才会产生的，而决不是继承之后发展起来的。关于这一点，斯氏书中引用一位历史学家关于文明更迭的一段话：“这使我们联想起现今世界上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其废墟上重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

    历史事实是这样的吗？斯氏写道：“在古代时期的几千年中东曾经一直都是创始力的中心，许多主要发明也都由此传播出去。而到了古典时期，大部分发明创造则都出自欧洲、印度和中国，中东却远远地落在后面。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中东的古代文明在公元前2000年的侵略中得以幸存下来，而边缘地区的古代文明却被毁灭，从而为新的开端——新的古典文明的出现——扫清了道路。古典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也是如此。但这次却是所有地区的古典文明都幸存下来，唯有西方例外，因而也只有西方能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并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即新的中世纪文明。……(它)就像早期农业文明必定战胜部落文明一样，远远胜过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停滞不前”的古典文明，从而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三、重新认识“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属于古典文明。我们自称是“文明古国”，许多人在谈及中华文化的伟大时说：“甚至入侵者都无法摧毁中国文化，而反被同化。”这是事实，但这其实是民族的不幸。且看斯氏的分析：

    “在这几个古典文明中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没，……也正是这一独特性才使西方跑到了世界的前列。……为什么只有西欧的古典文明会垮掉呢？……首先，古典时期的西欧并不像其他地区(比如中国)那样富饶。……生产率及人口上的优势，转而又使中国能够更好地维持帝国的官僚机构与军事机构，更有力地抗击蛮族侵略者—必要时还能同化他们。其次，西方缺乏与中国相媲美的文字系统，也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这种文字系统提供了文化上的持久的同一性，而这一科举制度则使中国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强了稳定性。……因此，西欧也就出现了古典时代独特的结局—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用镜面的观点看上述论述可知：正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顽固性阻碍了新文明的产生或其后的输入。对传统文化的痼疾，我在《中华文化之管窥》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里只想强调一点：不和它决裂，我们民族就无法进入下一个“文明”。

四、“向后看”是中国文明的症结所在

    中国人无法与旧文明决裂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原因是吾人传统的“向后看”的积习。斯氏在论及中国文明时指出：“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世俗的特点，所以中国杰出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成为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往往是一些大胆的改革者，但他们几乎都认为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并渴望能从这一黄金时代得到启发。……对过去的意识和崇拜在中国人那里表现得特别强烈，因此他们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较早时期的著作，认为这些著作是处理私事和公众事务所必不可少的参考手册。”

    这种“向后看”的思维模式，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更形严重。从此，越是久远的祖先，越被视为高明的圣人，祖先们所制定的各种文化、思想、规范、制度，甚至文章体裁、诗词格律，成了难以突破的标准，国人以引经据典为荣，以标新立异为耻，一切对祖宗文化遗产的质疑、颠覆、创新，都成了卫道士们口中的“数典忘祖”。

    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真正的交战只有一次，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但五四精神的本质是“科学与民主”。由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期望通过对先进文明的学习让自己的民族获得新生。可悲的是，孔家店和那早已腐朽不堪的传统文化至今仍未被打倒。

    何祚庥院士有一句名言：“中国传统文化90%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中医是一种典型的“向后看”文化，中医的理论——阴阳五行，十八经脉——根据全都在战国时期形成的《黄帝内经》、东汉时期的《伤寒杂病论》等古书中。历史上多少有识人士，包括俞樾、严复、孙中山、梁启超、余岩、鲁迅、郭沫若、傅斯年、陈独秀……，批判过中医，但它至今不倒。2002年科学院系统所开了一个复杂系统的研讨会。在一个大人物报告中医的“整体论”观点后，美国科学院院士Feldman提了一个问题：“西医就像所有自然科学一样日新月异，它用大量实验和数据证明其原理。而为什么中医的原理却总要到一两千年前的古书中去找呢？”西医在不断淘汰旧药，试验新药，发明新的检测仪器和手段，因此，它最好的药是新药，最好的设备是新设备，这是科学。中医最好的药是“祖传秘方”，最好的医生是“御医传人”，是“华佗再世”，这是迷信，是愚昧。

    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M派之所以在当今中国有市场，正是因为利用了这种“向后看”的积习。当人们对现状不满时，就希望到过去寻找答案。于是找到十七年，甚至找到了十年文革。年轻人不了解历史，“历史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在禁锢的语言环境下更是如此，像文革这样人类史上最可耻的一页，也会有人替它唱赞歌。

五、中世纪文明——中国文明的辉煌时期

    从隋唐时期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海上入侵中国，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稳定期。这一千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它是好事，因为这“为社会提供了物资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也是坏事，它“让中国虽然不是绝对静止，但却相对地保持不变”。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文明从盛到衰的一段历史。斯氏将其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科举制度：“考试内容为文法和儒家正统观念。其结果是形成一个文人学士集团来统治中国。它提供了有效而稳定的行政管理。但在另一方面，却正是这一制度扼杀了创造力，培养了顺从性。二是闭关自守的政策：以郑和七下西洋为代表，“明朝的航海业以其杰出的技术和惊人的航程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航海业中的领先地位。然而，随后明朝皇帝却下诏禁止进一步海外远征。由于制度结构与海外拓张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中国的力量却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

六、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生

    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生原因有三： 

    (1) 思想准备：启蒙运动为西方近代文明提供了思想基础。“启蒙运动是从十七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关于政府、个人自由、以及宗教信仰的新思想开始在欧洲发展。”[2] (The enlightenment was a period from the late 17th century into the 18th century, when new ideas about government，personal freedom and religious beliefs began to develop in Europe.)

    康德对启蒙运动的定义是：“所谓启蒙，就是摆脱自己造成的依附地位。而依附地位意味着，若无他人指导，人便无力运用自身的理解力……‘敢于去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3]“敢于去认识，意味着不再盲目去信仰；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意味着不再听命于权威——无论是世俗的政治权威还是神圣的教会权威。这就是启蒙运动的主旋律。”[3]

    下面摘录启蒙运动中的几个主要思想家及其代表性的新思想。约翰·洛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和自由的，政府的权威只能来自它治下的人民的授权。”[2]伏尔泰：“让我们只相信自己，一切用自己的眼睛看，这就是我们的圣经、祭坛和上帝。”[3]伏尔泰：“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以死捍卫你说的权利。”[2]狄德罗谈到排他性的暴君制时说：“它会使全民族成为嗜血的和绝对不宽容的，从而它就唯有靠谋害和屠杀才能活下去；而且还相信杀死不信奉它那种神明的人，也就是做了一件神圣的行为。”

    卢梭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哲学家，他是众神之神。罗伯斯庇尔封他为“人类的导师”；狂飚时期德国那些伟大的天才作家莱辛、赫德尔、歌德，还有席勒，全都崇拜他；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甚至把卢梭纪念章像基督圣像般挂在脖子上；康德也说过：读他的书“我学会了尊重人。”我在《论自由——与张教授商榷》一文中大量引用了他关于自由的观点。这里再摘一句他关于“独裁与人为的不平等”的一句话：“政府不是从独裁权力开始的——因为独裁权力仅是政治的腐败和极限。……即使政府是这样开始的，可是这种权力按其性质来说是不合法的，所以不能把它作为各种权力的基础，进而更不能作为人为的不平等的基础。”[4]

    卢梭和M都看到人类的不平等，都想找到出路，但两人的观察方法不同。卢梭是把人剥光，分析其本性，从而寻找不平等的起源、基础和理性的社会契约，就像他在《忏悔录》中对自己做的那样。M看到的是穿衣戴帽的人：有人穿金戴银，有人衣不蔽体。于是建议用阶级斗争去解决问题。但当少数衣不蔽体者剥下富人的轻裘玉佩，穿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何以保证他们不会比原来的富人更贪腐，更独裁呢？卢梭说过：“一个喜欢暴力的人一旦取得政权，他的统治往往比被他推翻的暴君更专横、更无道。”历史正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你不妨去看看R. Service的书[5]，他是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2) 物资基础：从十六、十七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曾先发生于与航海有关的天文学。这方面的伟大人物及其重要贡献包括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实验物理和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微积分。还有较后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十九世纪结束时，科学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八世纪晚期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这时期最有影响的发明是蒸汽机。它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相对无限的动力，从而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业体系。十八世纪最后的二十年生产力有了一个惊人的进步，被经济学家称为“一个进入自驱动阶段的起飞”。

    工业革命使工厂以迅速降低的成本生产出大量商品，它不仅满足需求，而且创造出新的需求。例如汽车制造业，它刺激了现代大众对汽车的需求，也发展了公路和相关企业。工业革命促进了海外扩张，引起“商业革命”。

    工业革命影响了科学革命，并转而受科学革命的影响，正是科学的进步，创造出了十九世纪末全新的工业。

    (3) 政治革命：十九世纪西方对世界的领先不仅建立在其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基础上，政治革命也构成其基础之一。“政治革命有史以来第一次使民众觉醒并行动起来，不仅参与了政治，并将此视为自己固有的权利。”[1]

    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西方出现了三次大的政治革命：首先是英国革命。英国革命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它的最后成果表现在新统治者威廉国王接受了《权力法案》，它阐明国会至高无上这一基本原则。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认并贯彻了自由主义原则，人们开始普遍同意，试图强迫人们接受某种信仰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也是无效的。”[1]

    其后是美国革命，即独立战争。文[1]对其意义是这么说的：“从世界史的观点看，美国革命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新的、不同类型的国家。由于《独立宣言》已经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因而美国人民就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通过了旨在使这一宣言不仅在纸面上而且在实践上得以实现的种种法律。”

    最后是法国革命。法国革命为世界历史留下了许多宏伟壮观的画面：攻克巴士底狱、绞死路易十六……它所引起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均超过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人权宣言》是法国革命的宣战书，它指出：“就人们的权力而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法律是公众的意志的表达……自由存在于做任何不损害别人的事情的权力中。”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传播到整个欧洲，续而传遍整个世界。

七、西方近代文明的危机

    西方近代文明的第一次危机来自M主义。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ICM)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都远远超过法国革命。ICM首先在前苏联取得胜利，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使俄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第二大的军事和工业强国。ICM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巨大成功，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与资本主义阵营都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它占有的50%以上的人口和土地。ICM还得到其同盟军——国际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和呼应，当时，资本主义真好像毛说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

    然而，历史似乎在跟M主义者开了一个大玩笑。二战之后，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竞争和冷战，到1989-1991东欧变色和苏联解体，宣告了ICM is over。究其原因：也许主要可概括几点：(1) 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加资本形成新的生产力，使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扼杀了竞争，削弱了创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衰退，民不聊生；(2) 苏联与东欧国家政治上专制独裁，官员腐败。康德说过：集权带来腐败，极端集权带来极端腐败。集权的一党制和腐败是孪生兄弟。幸运的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告别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当然这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

    西方文明的第二次危机来自自身。它发生在近年，特别是零八年金融危机后所暴露出来的。美国和欧洲在文明观念上几无二致，但在社会政治上有所不同。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它通过美元的特殊地位在经济上对世界进行控制，又以其科技及超级军事能力充当世界警察。它试图通过强制手段推行西方文明，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甚至还有埃及、叙利亚等。但成效甚微。它本以为经济全球化会促使中国等的政治取向的改变，但其实也没有成功。美国是一个消费无节制的国家，2010年其家庭负债与GDP总值相等，2015年其联邦政府债务也将与GDP总值相等。美国模式是建立在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绝对优势之上的，它显然是不可复制的。

    这次金融危机更暴露了美国体制上的问题。美国所有投资银行几乎全部破产，中小银行倒闭一百多家，幸存的几家大银行也全部巨额亏损。银行的倒闭后，社会购买力急剧下降，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工厂也无法从银行贷款，工厂支撑一段时间后，工厂也无力维持，于是纷纷倒闭，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公司请求美国政府给他30亿美金，否则他们只有破产。倒闭的工厂越多，失业的人就越多，幸存的工厂的产品就越卖不动，就会导致更多的工厂倒闭，就这样在美国形成了恶性循环。

    欧洲模式曾经是那样地吸引人，北欧的福利社会曾被许多人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思想和欧洲许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路线更接近马克思、思格斯后期的思想。它们中的许多通过议会选举执政了。二十世纪末欧盟十五国中有十三个国家由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它们以社会平等、高福利、义务教育、社会保险等为目标，创造了它们称之为“人民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以及“计划资本主义”的新资本主义[6]。中国老共产党人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此极为推崇，视之为中国的榜样[7]。自己曾多次访问瑞典，对其社会的富足和人民的悠闲舒适印象深刻。

    但这次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令人深思。希腊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导火线。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多元文化加上城邦文明，使希腊很早就诞生了自由民主的思想。在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下产生了休闲的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经济实力己不足以支撑这种生活方式。

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出手救援，但强制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陷入困境的国家推行财政紧缩新规定，这并非对其雪中送炭，而是令其饮鸩止渴。减少开支实际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刺激和降低该国的福利和社保。减少对经济的刺激，会导致该国经济总量下降。减少福利和社保，会导致该国国民消费能力下滑，并导致该国国民大量增加储蓄。最后消费会进一步减少。而且，当大量的欧洲国家都进行财政紧缩的时候。意味整个欧洲的消费能力会大幅下降。进而会减少整个世界的需求。导致全世界出现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

    目前，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不仅没有结束的迹象，而且愈演愈烈。西方近代文明也因此面临危机。如果我们能在清末或民国初期实行“弃亚入欧、全盘西化”也许是好主意；甚至在四九年建国初期，这都不失为上策。然而，时至今日，势易时移，这已成明日黄花了。

八、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理性文明

    二战结束后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几项重大技术突破为标志的。它包括：(1) 计算机和机器人；(2) 航天技术；(3) 核能；(4)基因工程。由于其前所未有的新技术的威力，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

    能源是工业革命的动力，亦即它的命脉。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建立在以煤炭和石油为标志的化石能源的基础上的。而2008年开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是化石能源的日近枯竭。全球化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大大加快了化石能源的枯竭速度。而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爆炸和日本福岛核泄漏之后，核能被证明是危险的。

    人类社会面临着一场以新的能源为基础的新的工业革命。享誉全球的未来预测大师杰·里夫舍向我们预言了即将来到的社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8]。他所刻画的第三次工业化模式是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他想象中将来每一栋楼房都会变成微型发电厂，生产出的绿色能源通过能源互联网与大家分享，这种形式被称为是分散资本主义。这为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从而可望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

    我不想为这本书做广告，但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等知名人士都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如：“他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提出了一个富有远见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能确保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强”；“他的创造性思维一直影响着决策者和公众”；“伴随着传统政治思想的摒弃和资本主义的重新定义，他看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颠覆传统经济理论的可能性。这种全球社会的未来非常令人鼓舞。”

    这里还想说的是：里夫舍预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构想得到欧盟认可，类似的工业区开始创建。例如，最近欧盟和非盟建立了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建设。退而言其次，即使这个预言未必都能实现，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以新能源为中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一定会到来。因为在不久的将来，当化石能源彻底枯竭之前，如果人类不能找到有效的替代能源，那将是人类文明的毁灭。

    第三次工业革命必然带来的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种新的文明。暂且把它叫做“理性文明”，这算是本人因无知而无畏的诳语罢。下述理由：

    (1) 经济学的发展，正在将西方近代文明中的许多概念加以改造和限制限制，使之理性化。例如对理性和自由的讨论，经济学正试图将自由量化[9]。又如博弈论对公平等的研究，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等许多方面。“作为一个现代人，你不能不了解博弈论，因为这关乎你的生存质量。”[10]将来，如果社会学问题都能量化，则人们可以按简单的数学公式做出判断。例如美国的禁枪问题，如果能分别计算出持枪对社会的增益数和危害数，那么，是否禁枪就是一个无须争论的问题了。

    其实，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就曾试图找到社会科学中像牛顿定律这样的规律，但是没有成功。当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学、博弈论及系统科学的发展，还有大型计算机的出现，有望使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这将大大增强人类的决策科学化。将博弈论及计算机沙盘推演用于军事对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实例。

    (2) 分散资本主义带来的是更少垄断寡头，更少集权。“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结构是垂直的，组织形式是等级制和集中化的。……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人类连接到一个泛大陆政治空间中，它具有扁平化的组织特征和分散、合作式及网络化特点。”[8]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政府与国家功能会大大削弱，个人会有更大的自由。但同时，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包括破坏性，都会增大。因此，理性合作更为重要。现代博弈论正在研究且力图为合作的合理性提供基础。

    (3) 在社会资源不断消耗，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更理性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更公平地分配和使用社会资源，更谨慎地保护环境。同时，相信理性是反对独裁政治，反对贪腐的有力武器。因为这些，都会遭到理性的社会学定理的审判，从而被绑上历史的耻辱柱。

    也许，在理性文明时代，我们可以大声宣布：“我们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每个地球人都有责任按照理性的原则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期待中华民族在这个新的文明中展示自己的革命性和创造力。希望寄托于年青一代，愿他们挣脱一切束缚思想解放的桎梏，成为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代，成为新文明的弄潮儿。

九、结束语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扪心自问：“我何求？”但求明白，载我之方舟位居历史长河中的何处？但愿弄清，这方舟会将我们带向何方？今抛砖一块，同船诸公中多有高人，望不吝赐教，点破迷津。偶尔忆起顾城的一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参考文献：

[1] 斯塔夫里呵诺斯，(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A. Ganeri，H.M. Martell，B. Willians，“The last 1000 Years”，Miles Kelly Pub. Ltd.，1999.

[3] 彭越，陈立胜，《西方哲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4] 卢梭，(陈惟和等译)，《卢梭民主哲学》，九州出版社，2011.

[5] R. Service，“Comrades，A World History of Communism”，Macmillan，Ltd.，London，2007.

[6] 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

[7]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利源书报社有限公司，2010.

[8] J. Rifkin，“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2011；张体伟等译，《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信出版社，2012.

[9] 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李风华译《理性与自由》，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0] 王国成等，《博弈论精粹》，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