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能立教授在《亲爱的程代展老师，您的心结我来解》中谈到的核心问题是“自由”。他从“自由”的观点出发，批判了他自己树起的对立面，所谓“科研Style”和“爱国Style”。我对张教授文中的一些观点是同意的，但对其多数观点不能认同。特别是张教授给别人贴上标签再批判标签的文风，让人不爽。总觉得他像一位堂吉柯德，腿跨瘦马，手持长矛，声色俱厉地挑战风车——那风车是他自己想象的对手，不是我。

一、自由是什么

　　在许多哲学名词中，“自由”大概是最有歧意的概念之一了。就常识而言，一提到自由，人们的头脑里就会出现一幅“鹰击长空、鱼翔浅底、虎卧山涧、马驰平原，万物随心遨游、任性腾跃”的情景。这种自然界的绝对自由能否搬到人类社会来呢？欧洲启蒙时代最激进的思想家狄德罗曾有一句名言：“只有当最后一个国王被人用最后一个神甫的肠子绞死时，人们才能获得自由。”这句话背后的含意是：只有去除行政制衡和信仰约束，才能得到行动及思想的自由。如果暂不考虑其对中世纪欧洲专制制度和神权的挑战意义，这句话中所提倡的是一种作为自然人的自由，这是狄德罗和他同时代的一批人文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由，这种自由与上述动物在自然界的自由类似，它被卢梭称为“自然的自由”。
　　自然的自由在理论上可以存在，但由于人生活在社会中，自由不仅是个人的议题，而且是社会中各主体间相互制约的命题，不能只依赖于自我。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中，对自由定义为：自由即有权做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于是，这就涉及到追求自由所要遵从的“无害于他人”的这种责任。但如果一个人开车右转，另一个人直行，两个撞了车，那么，是谁妨碍了谁的自由呢？这就需要社会契约。

二、自由与社会契约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曾说过：“我们相信这些不证自明的真理：所有的人都是生来平等的；他们具有一些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的权利、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at happiness. —Thomas Jefferson) “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没有人是天生的奴隶。”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信仰。当年我漫步在罗马角斗场上，情不自禁地一遍遍热泪盈眶，就是对失去自由的奴隶的同情和对逼人为奴的制度的憎恶。
　　那么，什么是社会契约呢？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把自身和一切权利交给公共，受公意之最高指挥，每个分子都作为全体的不可分的部分。”卢梭将这种公共称为主权体，它的内涵有国家、政府、法律等。
　　社会契约起什么作用呢？卢梭认为：“人们在社会契约上所丧失的是自然的自由和随心所欲，取其所能的无限权利。他所获得的是社会的自由，及其保有物的所有权。”换句话说：承认社会契约的每个人，都必须将自然的自由，即受限于个人的力的自由交出去。换取社会的自由，即受限于公共意志的自由。
　　卢梭思想革命性的内涵在于，他明确指出：公共体并不等同于政府。公共体代表的是“公共的意志”。因此，他写道：“当人民只要遵从这社会契约时，他们便不是服从什么人，只是服从他自己的意志。”其实，只有政府或执政党代表公共的意志时，人们才愿意将自然的自由换取社会的自由。卢梭还指出：“如果有了营私的党派，以公共的团体为牺牲，则每个党派的意志，对其成员而言，是公共的。对国家而言便是个别的了。……如果这些党派中有了一党，其势力大到足以胜过其他，则结果的互相一致将不再是个别意志的总和，而是党派的单独意志。”
　　那么，怎样保证社会契约能代表公共的意志，或更直白地说，政府的合法性呢？我想引用林肯在就职演说中的一段话：“就是这些人民，他们明智地规定了我国的政体，使人民公仆的权力十分有限，不能为非作歹；他们还同样明智地规定了每隔一段很短的时间（四年），便将这极有限的权力收回自己手中。只要人民保持道德情操和警惕戒备，任何行政官员，纵使极端腐败或愚蠢，亦不能在短期中对这政体造成严重损害。”

三、自由与精神解放

　　无论是个人的政治或宗教信仰，还是在科学探索中的学术观点，都属于自然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的交集，也就是说：公共的意志对它不构成任何约束。在这方面，我同意莱布尼茨的观点：“意志是绝对自由的。”因此，如果张教授的文章只涉及到思想意识和科学研究，我大概不会反驳，甚至在许多观点上与他有共鸣。但张教授始终在谈“国家”，“人类社会”，以及自由的本质等，这就逼得我开口了。
　　在思想层面，中国人真的太需要一场启蒙和精神解放运动了。中国人受的精神桎梏实在太多了，从M主义到M思想，都是从小不得不学，而又不容怀疑的“真理”。之后还有书本的圣经，老师的金口玉言，不容违抗的父母之命……年轻人的头脑中还有多少留给自己独立思考的自由空间呀？我至今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文化造成的。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太多，有兴趣了解我的观点的可参见我的旧博文《中华文化之管窥》。
　　想补充的是：我们现行的应试教育，是扼杀青少年创新思维的罪魁祸首。看过一个报道，说老师教学生一首古诗，他甚至不去引导学生理解诗的内涵和欣赏它的美，而是要他们背下关于这首诗可能出现什么考题和如何解答。这种教育甚至不让学生学到真正的知识，而把他们培养成做题的计算器和应试的机器人。从这一点看，越是重点中学越邪恶。
　　研究生培养又何尝不是如此？片面追求发表文章让学生无暇学习和思考。于是只能跟着老师，或从国际杂志找个题目，做一点依样画葫芦的研究。他们的个人意志、科研激情和原创性，都被该死的EI、SCI给磨灭了。
　　在思想和精神领域，我会附和张教授满怀激情的呼唤：“要说人类什么价值最具神圣性，那么，没有什么价值能超越自由具有的神圣性；要说人类什么追求最具正当性，没有什么追求能超越造求自由更具有正当性。”对于中国教育和科研的现状，我们真的应该疾呼：“让自由的风吹得更猛烈些罢！”

四、自由与理性思维

　　假如说，社会契约是对自由的硬性约束，那么，理性思维就是对自由的软约束。理想、道德等均属于这种约束。卢梭曾把这种自由称为道德的自由。近代的许多经济学家，他们将自由这个概念引进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从而使自由成为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的共同目标。例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他的名著《理性与自由》就是这方面成果的代表作。我们不妨将这种自由称为理性的自由。
　　再强调一遍，理性约束与社会契约完全不同，社会契约是强制性的，你不服从不行。理性约束只是告诉你：什么样的选择更合理，它不剥夺你做你自己选择的自由。回到对职业“自由选择”这个命题。从理性的自由的理论看，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1) 他（她）有没有选择职业的权利？(2) 这个选择是否理性？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当然是：“有”，但选择有好有差，甚至有些可以说是错误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个人以为：“优秀博士生大批去中学当老师”，“本、硕毕业生争当清洁工”，“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考公务员”等，都是非理性的，是社会教育与就业制度失衡的结果。
　　2010年和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是奖给做Matching Theory的。Matching Theory讨论的问题有：(1) 找对象；(2) 学生找学校，学校找学生；(3) 雇员找工作单位，单位找雇员。目的其实都是要为“自由选择”做优化。例如，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A.E. Roth，他的代表性工作之一是：“全国住院医生配对程序”，通过它使美国每年约有两万名医生找到自己心仪的医院。这就是理性选择。张教授可以高呼：“自由选择万岁!”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应当说：“理性选择万岁!”
　　举一个最典型的失配的例子。几年前在《中国青年报》看到一条报导：一位有爱心的美貌少女，为了挽救一位失足青年，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最后，嫁给了他。她显然把自己当作救世仙女，以为自己一定可以拯救一颗邪恶灵魂。几年后，她受尽家庭暴力，而丈夫又再次犯罪入狱。她无奈之下提出离婚，她什么也不要，只求解脱。当初她选择嫁给他的时候，家人反对。但也有许多人支持，认为她有权选择，称她高尚。试问，假如当年让你表态，你会怎么说呢？后来，你又会怎么想呢？

五、自由与民族情节

　　在谈到“科研Style”和“爱国Style”时，张教授说：“程老师这代科学家因历史原因，精神上已经深深被雕刻为‘国家利益第一，个人利益第二’，‘反对自由主义’等等‘革命价值观’。生怕自己自由多了一点，更是看到学生追求自由，心中不安。”我想，仔细看过本文前几部分的人，都不会同意你的看法。如果你关注一下我的旧博客和对跟帖的回答，你会发现，我看过许多政治方面的书，包括哲学方面的书，我的价值观远比你想象的复杂。你批判的那个“标签”不是我。
　　对“爱国”、“理想”、“民族情操”表于厌恶，似乎成了“愤青”的招牌和战旗。其实，这错了。有人在我博文后跟帖，说：“这个国家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这更错了。黄皮肤、黑眼睛，我们生下来就属于中华民族。不管你对现实有多少不满，你至多也只能去改变它，但却无法逃避它。我不是五毛党，更不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但我依然觉得，年轻人应当有爱国心，有理想，有激情，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气节。这是我们的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当今世界在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人类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久久不能挣脱，其深层原因是碳时代末期化石能源的逐渐枯竭。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不妨看看杰里米·里夫金（张体伟等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人们为所余不多的化石资料进行着最后的掠夺和瓜分。从中国的东海、南海，非洲，到南极洲，北冰洋。国际博弈日益激烈，博弈的单位是国家或种族。
　　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把航空母舰、飞机、军队派到中国周边来。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不是用来投资，用来合作开放的，它们唯一的用处就是杀人。美国就是要挤压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在美国的鼓动和挑动下，日本、菲律宾、越南都开始蠢蠢欲动，要想蚕食中国的领土。在这种形势下，就是为了自身和民族的生存，年轻人也应该多一点民族情结吧。如果张教授提倡的自由是不能提爱国，不能提民族精神，不能有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和和对社会的责任心，那就只能是对民族凝聚力的破坏。那样的自由，只能是离心离德，让中华民族重新变成一盘散沙。那样的话，甲午中日海战的悲剧还会重演，甚至日本人再次践踏中国领土都有可能。

六、飞吧，展开自由的翅膀

　　张教授还有一个错误，他说：“自类人猿企图站起来的时刻，到现代人类社会，不知出现了多少国家，这些国家分分合合，但唯一没变的是人类始终在追求更大的自由。”
　　这个说法显然错了。类人猿只会追求“自然的自由”。那是最大的自由；到了国家出现，人们开始追求“社会的自由”，它要受社会契约的硬性约束。近代社会正在努力为人们提供“理性的自由”，它不但要受社会契约的硬性约束，还要受理性思维的软性约束。可以说，人类追求的“自由”是越来越小了，但它越来越合理了，越来越对社会和个人更有利了。
　　即使是自然科学也是如此，人们认识得越多，自由就越少。在阿基米德之前，人们可以考查勾股定理；哥白尼之前，人们可以探讨地球和太阳，到底谁绕着谁转。伽罗华以前，人们可以尝试三等分一角。然而，时代发展了，你必须在已知理论的约束下去做研究。自由少了，但探索的问题更深入了。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年轻人对自由有一个正确认识。追求自由是你们的天赋权利，但要对自己的目标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明智的判断。真正追寻对社会、对个人都最有利的理性的自由，从而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
　　最后，想对青年学子们说：“青春是美好的，勇敢地飞吧，展开你们自由的翅膀，向着你们理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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