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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中国各地发展极端不均衡。北京和上海是中国两大政治经济中心，同时也是医疗中心。全国人民生了病，只要条件许可，都希望到这两个城市去医治，以便得到最好的治疗。
相比之下，医疗资源就有些紧张。我5月10日摸到肿块，马不停蹄地开始检查，到5月29日才做完所有检查。核磁共振要预约，一预约就预约到一周以后了。核磁共振是最可靠的一种检查，其后的手术方案是基于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来定的，之前，包括医生的手感，钼靶，穿刺都有误差。这也让我一直心存侥幸，想着这一切不过是虚惊一场。但5月31日，我拿到核磁共振的结果，从BI-RAD III级就到了BI-RAD III-IV级。这就是说我体内的这个肿块有可能是恶性的了。
而那时，我门诊一直看的大夫出国在即，根本无法给我安排手术。先前一直心存侥幸，认为不是癌症，想等他回国后再做手术，而拿到这个报告单，我一下子慌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否等到大夫回来。我所能做的，只能是拿着这个单子，一头撞到门诊去，看看那个大夫能挽救我的生命。
走过预约处的时候，我试着预约了据说是长海医院最好的一个专家的门诊，最近的日期是一个月之后的门诊。无奈之下，我只好先挂了一个普通的门诊，排队候诊的时候，看到今天竟然还有专家门诊，是胡薇大夫的专家门诊。我是第一次听说胡薇大夫，之前因为没有关注，不知道各位专家的名号。但感觉上似乎专家总比普通医生可靠些，就想换成专家号。但去挂专家号，但已经没有号了。一个病友提醒我可以找找专家医生，让专家医生加个号。我于是走到胡大夫跟前，说我可能是癌，问医生能不能加个号。胡大夫顺利地给我加了号，并给了一张两个月内有效的等床证，并允诺一旦有床位，就会尽快安排我住院。而最早可能是星期一，她也许可以安排她的一个病人出院，给我腾个床位出来。
我后来认识了一个湖州的病友，她在红房子医院做得手术，她当时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医院检查出她可能是癌，但给了她一张10天后的预约床位。她给我描述了她当时的心情：您说毛病生在自己身体里，时刻在哪里威胁着自己的小命，医院却说要你在家等，别说等10天，就是等一天，等一个上午，等一个小时，你如何能按住心情在哪里等？急也把你急死了！
这时候，大概每个人都为这个床位用尽浑身解数。湖州的这位病友是找了医院主任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写了一张条子，她立马得以住院做手术。这样一来，原先排队等着做手术的病人就不得不往后拖了。我不认识任何人，一直以来就是书呆子一个，有人建议我看看有没有那种高档病房，住院费用比较高，可以立马做手术的。但一来长海医院没有这种病房，二来我当时侥幸心理特严重，一直期待着开出来是良性的，万事大吉......所以，也没有意识到当时的危险，也因而就没有意识到这个床位是多么宝贵。胡大夫说让她的一个病人给我腾出床来，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只好回家等着了。
那是星期三下午，到下星期一，还有五天。那五天，除了祈祷肿块是良性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托着让我感到些许的安慰。我尽力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似乎只有忘却，才能让我安宁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有点自欺欺人的安宁也土崩瓦解了，我很怕五天一过，并没有我的床位，那时候，我该求什么？
后来，杜鹃知道了我的困境，因为面临过同样的情态，她说你这些年科研做得这么好，可以作为科研人才让科研处帮着联系一下。在我自己还扭捏着，拿不准自己是否有资格作为科研人才要求关照的时候，她一个电话就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学校科研处和她有联系熊处长，而熊处也在联系了她的同事张处，张处答应帮忙后，熊处通过杜鹃通知我去联系张处。
我在犹疑之中，还是给张处打了个电话，但电话那头说他正在开会，他一会给我打过来。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星期五中午12点多一点，似乎不是工作时间，说开会不过是个推脱吧，素昧平生，人家一个处长凭什么来帮我？
我以为这个安慰就此消失，但没过多久，张处还真的打过电话来，说刚刚学校书记正在他对面讲话，他不好意思接电话，现在开完会了，他打电话过来，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他能不能帮上忙。
过一会，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和医院联系过了，施医生（也就是那个我第一时间预约都预约到一个月后的医生）星期一有个空床位，到时候会安排我住进去。而明天后天是双休日，即使住进去，什么检查也做不了，也没有什么意思。
至此，我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中午，张处打电话让我给胡大夫联系，说是让我星期日下午五点之前住院。
床位之争，就此告一段落。我后来认识过很多病友，大家交流这一段的历史时，往往都会感念命运精巧的安排。我也亲眼看到一个好心的医生，费尽心机地为一个初次就诊的从农村来的病人安排床位。那时候，我们求助于任何我们能够求助的东西，也许一根稻草，就能够救起自己的命来，而之前和之后，之外和之内的种种因果关系，在命运的安排下，都毫无逻辑可言。
对张处，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表示我的感激。他中午都在开会，自然学校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安排，这些工作对他自然更重要一些，他的仕途自然和这些工作有更密切的关系。但他还是帮助了我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员工的住院床位问题，让我的心能够安宁下来。对此，我一直感觉无法报答。
我至今没有见过张处，他不求回报地帮助我这个素昧平生的病人，我除了感念我命好，遇到好人之外，对他的动机，我始终不愿意做更多的忖度。我并不认为我是所谓的科技人才，值得学校的科技处特别关注，我至今只是图书馆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在疾病面前，人只是一个生命体，只有生命本身的尊严和生命对疾病的抗争才是我们最应该看重的，此外附加的其他东西，比方权势，和因为权势而区分的等级和利益，在赤裸裸的生命面前，都毫无价值。而在您身患生命威胁的疾病，一个陌生人，抛开可能对自己的仕途有重要影响的人布置的任务，而首先来安排您这个病人的住院床位问题，我有什么理由去忖度他的动机呢？除了人性深处的善良，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呢？而除了对这种善良表示深深的敬意，我还能怎样表示我的感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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